三

我领教过奈斯比特的乐观。二〇〇七年一个夏日的早晨，我们在中国大饭店的咖啡厅隔桌而坐。窗外是汽车拥堵成一片的长安街，街对面是仍在修建的一个巨大方盒子建筑，它是北京售价最昂贵的公寓。空气污染让楼顶朦朦胧胧的。这是一个亢奋而污浊的北京，它准备举办历史上最壮观的奥运会。

他穿黑色长袖衫，腮上发白的胡须与浅色头发连成一片。他出生在大萧条开始的那一年，却丝毫未受到那个沮丧时代情绪的影响。“我们为什么要谈论黑暗面？做这事的人已经够多了。”他反问我。我问到全球变暖，他提醒我去读一读三十年前的畅销书《全球性变冷：又一个冰川的来年？我们能够度过这一关吗？》。我们谈到全球恐怖主义，他说这显然这被夸大了，现在比冷战时期安全得多。他也为我回忆起四十年前他在越南的采访，他不想去报道战争的悲剧，却想知道战争中孩子们在做什么，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是新的可能性。

我们还谈到了中国。“你应该通过发现新机会而不是解决问题来实现目标。中国是一个不断寻找机会的国家，相信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寻找路上解决。中国和中国人的竞争优势在于，他们愿意为任何需求和结果而调整自己。”他这样总结中国的优势。

当我追问为此付出的代价时，他用了这样一个比喻：“生活在鱼缸里的鱼可能并不知道鱼缸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水到底是什么。”他动情地回忆起第一次来到中国时见到的景象。那是一九七二年，放眼望去都是“破旧的房屋，晾在窗外的灰色衣服，满街都是中山装”。而现在，除去欢呼鱼缸的壮观，他不知道还能表达什么。

在那次会面中，他也谈到了正在写作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信息技术，被解放的女人，一个新亚洲，在发现了一个个历史动力之后，他确信中国牢牢地站在未来这一边。它要在二十年后，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要在四十年后，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就像英国人主宰了十九世纪，美国主宰了二十世纪，中国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历史火车头。

他再次触碰到时代的神经。世界焦虑于理解中国，中国也在焦虑于理解自身。三十年前的《大趋势》让人们从悲观的现实中暂时摆脱出来，此刻的《中国大趋势》则是一次自我庆祝的宣言。中国不再挣扎于“球籍”问题，反而被认定为世界提供了新的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他的未来学家身份还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未来不可避免地属于中国。

奈斯比特不仅预言未来，还要确认过去。倘若未来已牢牢在手，必定是因为此刻道路的正确。它遭受质疑，是因为质疑者未能理解它的内在意义——中国产生了它独特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它是一个新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