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已经塑造国际秩序，它引进了发展和力量的新的物理学。”约书亚·库珀·拉莫写道。《北京共识》是一篇八十七页的论文，也是一名追赶时髦的新闻记者的典范之作。从十六世纪的一名丹麦数学家的发现到与阿兰·格林斯潘的闲谈，从海森堡的测不准理论到摩尔定律再到《求是》杂志，从华盛顿共识到富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从巴西总统到中国主席，在眼花缭乱的引用之后，作者试图要证明中国创造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这套模式比“华盛顿共识”更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激励和参照。《北京共识》像极了中国社会给人的感受，庞杂、混乱，却透着十分的自信，有时候又过分滑稽、荒诞。如果你在中国生活，你会明白当官员们谈论民主、自由、实事求是、创新时，他们的意思和这些词语的真实含义经常没什么关系。人们谈论口号、标语和官样文章，但实际想的、做的却是遵循另一套逻辑。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外来者如此严肃地将《求是》上的文章、领导人的讲话翻译成英文并以它们作为论据时，你多少会感觉到某种奇妙和不适。

“北京共识”恰逢其时，引来的热烈回应，既来自国际社会又来自中国国内。人们已经厌倦和怀疑“中国威胁论”，小布什的出现增加了人们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反感。“共识”是个宏大、模糊、无所不包的框架，它也暗含了人们对中国的潜在希望——它对既有的世界体系是建设性的，而不是日本与德国的崛起的翻版。中国的精英阶层也欢迎这种论述，它给予他们新的自信——中国取得的成就是在他们的领导下发生的。仅仅几年前，他们还经常被指责为贪腐、迟钝、专制，如今则被描绘成富有战略性的思考，创造了崭新的模式，他们不但不是改革的阻碍者，还变成了设计者。

人们被新发现的兴奋迷住了，甚至没兴趣去追问空洞的概念下是否空无一物。“华盛顿共识”虽遭人病诟，它至少仍有明确的理念与政策——一切都围绕着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展开。但“北京共识”意味着什么？

拉莫将这种新模式归纳为三点：强调创新的价值；讲究发展的持续性和平等；自主性。但哪一条能禁得起追问？追求创新？哪一个国家的成功不是缘于创新？讲究发展的持续性与平等？或许你只能从《人民日报》与官方文件中发现这个特征，任何对中国稍具常识的人都会承认，中国是个贫富悬殊、社会失衡、不考虑未来的社会，城市与乡村的差距、环境的破坏与教育的失败，证明了这一切。自主性？这是作者最得意的发现，“中国给其他国家开创了一条新路——不仅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知道在如何融入国际秩序的同时，保持真正的自身独立性，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不受这世界单一的巨大力量中心的牵引”，拉莫写道。但这独立性是中国政府有意为之，还是中国自身的历史与规模使然，却是一个问题。

但像所有的畅销书一样，它的标题比内容更重要。与《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中弥漫着问题相比，《北京共识》是一种压倒性的胜利感。“环境污染、社会不稳定、腐败、政府与公众间的互不信任”，中国社会面临的这些严重问题，被轻轻带过。它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中国内在的困境和危险都可以忽略不计，重要的是它在全球扮演的新角色——一种区别于美国的榜样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