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另一方面，它又充满了喧闹、无序、混杂、嘲讽。人们陷入了可怕的犬儒主义，没什么理念值得尊重，也没有什么目标值得追求，一切东西都可以付诸一笑，似乎也只能付诸一笑。复旦的学生们怀念里根，除去他的个人魅力，更是他代表了某种价值观。这其中当然有对美国的过分美化。但是，这些中国青年知道自己渴望的是什么，尤其是在经过长期压抑与封闭的岁月之后，他们对外界充满好奇，喜欢美国代表的自由、民主与开放，当然还有平等——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能和他们这样平等地交流。人们喜欢克林顿，仍是如此，他的年轻或许还增加另一种美国梦的魅力。一九九八年的中国，也正是处于一个上升与开放的年代，人们相信这世界有些更好的理念去追逐。

但奥巴马到来的时刻，中国社会的一些根本情绪已发生改变。中国的实力迅速增加，对民族主义的盲目鼓吹，一种虚假的自大四处弥漫，人们不觉得中国还需要向外界学什么；中国教育体制在过去十年危机重重，青年人独立思想的能力与勇气普遍衰退；政治封闭所带来的压抑感扭曲了社会情绪，嘲讽变成了反抗唯一的武器，随之嘲讽又变成了唯一的目的，或者干脆选择放弃，人们将精力转化到娱乐与消遣上；互联网绝不仅是进步作用，它也放大了所有的情绪，塑造了一种巨大的同化力量，让压抑和嘲讽同时放大。这个社会内部的对话机制不仅没有随时间形成，反而变得更加压抑和极端化。

即使奥巴马是肯尼迪以来最能反映美国梦的总统，但他显然无法激起青年的好奇心。他们所见的所有新闻报道，不是都大谈中国模式的胜利吗？而这个迅速到来的娱乐时代，则分散了人们深入关注问题的能力，严肃的外交或政治理念的探讨已在公共话语空间消失了很久，他们习惯性地将所有事情都理解成娱乐事件。王紫菲的个人行为比奥巴马的政治理念更容易被谈论和传播。

仿佛是个重叠的噩梦。奥威尔害怕那些厉行禁书的人，使信息被掩盖，真理被隐瞒，文化受控制。赫胥黎的梦魇是，没有人愿意读书，汪洋如海的信息吞噬了人们的思考，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如今奥威尔的噩梦尚未完全醒来，赫胥黎的梦魇又叠加了上来。奥巴马浑然不知地在这样一个中国穿行而过。

（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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