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从我的代理人收到的22封拒绝信中摘录下来的一段：

“我不知道在写妇女发起的生态保护运动时，他是不是想用讽刺的语调故作幽默，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写回忆录。当他用线性叙事结构写到逸闻趣事的时候，故事开始紧凑，我也很感兴趣，但是旁白、谩骂和从他大学论文里摘录下来的内容让我失去了兴趣，故事也停止了发展。”

另一封信是纽约一家出版社一位很有名的编辑寄来的，全文如下：

“我准备把这个项目交给别人了。埃尔斯伯格先生的文字没能遮掩这样的事实：他不是个讨人喜欢的人。”

那时候，这些信件都成了我心里最坏的疑虑的佐证：中产阶级的审美观充斥着腐败和消费主义至上的理念，平庸无趣，而唯利是图的出版公司要迎合他们的口味。在邪恶利益的蒙蔽下，即使是重两磅的手稿砸在他们头上，他们也没能发现我这个艺术天才。

过了一段时间，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变得平和且成熟了。好几个编辑在拒绝信中都用了“杂乱无章”一词，而我终于发现他们是对的——实际上，所有的拒绝信都是对的。

那时我只是个骄傲自大的孩子，认为自己创造了一种新的写作模式（比如摒弃了叙事、情节或人物性格发展的约束），我信誓旦旦地声称自己具有全球视野，却全然不管这个世界关心的是什么。

你可以说我是在开辟道路。也许确实如此。

但是开辟道路也有一个问题——没人愿意走我开辟的这条路。实际上，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条路通向何方。其实这条路的尽头一片黑暗，它通向我沮丧灵魂深处一片混乱的森林沼泽，那里是一片与煤块相同的颜色，每一笔都很深重，而出去的路在开辟不久之后就被擦除了。

2006年，在第二次提交《摇滚明星的嫉妒》手稿之后，我终于获得了这样的信息：当一个文学坏小子式的回忆录作家是没法养活自己的。如果我还想付房租买东西，我就得更加灵活地把我的才能（撰写和编辑非小说类文学作品）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