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范内瓦·布什却不为所动。1945年，他发表了一篇深深影响杜鲁门总统的报告，名为《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在报告中，他提出了和自己战时研究模式完全相对的科学研究观点，他写道：“基础研究，在研究时不考虑实际结果，其研究结果是普遍性知识，以及对于自然及其法则的理解。这种普遍性知识提供了能解决很多重要实际问题的方法，尽管它可能无法为其中任何一个具体问题提供完整、明确的答案……”

“基础研究带来了新知识，提供了科学的‘资本’。它创造了使实际应用项目得以立足的‘科学基金’……基础研究是科技发展的领跑者。19世纪，建立在大量欧洲科学家基础研究之上的“美式机械创造力”，极大地推动了科技的进步。但现在时过境迁，如果一个国家只能依靠别国来更新基础科学知识，那么它会在工业化进程中丧失先机，在世界贸易中失去竞争力。”

布什主张：方向明确、目标清晰的“计划性”科学虽然在战争年代红极一时，但并不代表美国科学未来的可持续模式。布什认为，即使是广受赞扬的“曼哈顿计划”，也得益于基础研究的成果。的确，原子弹是“美式机械创造力”的产物。但是这种“美式机械创造力”是立足于对原子特点及所蕴含能量的基础科学发现之上的。显然，这些基础研究并没有以制造任何与原子弹有关的东西为目标。虽然原子弹诞生于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但从知性的角度来讲，它深深根植于战前欧洲物理和化学的研究。这个战时美国科学界标志性的国货，从根本上说，是一件舶来品。

布什由这一切所得到的教训是：目标导向的策略在战时卓有成效，但在和平时期却鲜见其功。 “正面攻击”在战地上有用，但在战后，科学不能由命令主导。所以，布什努力推进另一种完全相反的科学发展模式，提倡赋予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并优先开展开放式研究。

这项计划对美国政府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1950年成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就是明确为鼓励科学自主而建立的。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述，它适时转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布什式的）协调政府资金与科学独立的伟大设计”。这种新的科学研究文化——“长期、基础的科学研究，而不是单纯地针对疾病治疗和预防”——很快在国家科学基金会以及后来的国家卫生研究院中生根发芽。

对于拉斯克派人而言，这一矛盾让人深思。他们认为，抗癌斗争恰恰需要那种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行之有效的专注与纯粹的奉献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明显地给医学研究负载了过多的新问题和新的解决方法；它推动了新的复苏技术的开发、对血液和冷冻血浆的研究、肾上腺皮质醇对休克、大脑及心脏血流作用的研究等。正如美国医学研究委员会主席，A·N·理查德（A. N.Richards）所言，在医学史上，从未有过“医学、科学工作者这么协调地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