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天真与否，20世纪60年代，正是这种笼统的归类，断然地、不可改变地认为在多样化的各种癌症之下，潜在的共性信念激励了拉斯克派。肿瘤学追求统一性的真理，那种1962年法伯所倡导的“普世性治疗”。如果20世纪60年代的肿瘤学家在想象一种能治疗所有形式的癌症的通用疗法，那是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就有一种疾病统称为“癌症”。这种信念是这样的：只要治好其中一种，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下一种癌症的治愈，依次类推，像一个链式反应，直到整个邪恶大厦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倾倒。

那种一把大锤最终彻底击毁一种大病的设想，给内科医生、科学家和癌症游说者重新注入了活力和能量。对于拉斯克派人士来说，这是整合的原则、信念的秉承，一座吸引他们所有人唯一的灯塔。的确，拉斯克在华盛顿寻找到的癌症政治整合（由一位医生或科学家带领的单一机构和单一的资金来源）依靠的是一种更深的理念，一种医学上的团结一致；认为癌症是单一的疾病、一块巨石、一种单一而集中的故事。如果没有这种宏大、包罗万象的故事，玛丽·拉斯克和西德尼·法伯无法想象这样一场系统性的、有目的的战争。那天晚上把本·尔曼送到诊所的疾病——霍奇金淋巴瘤，本身在癌症世界中现身较晚。他的发现者托马斯·霍奇金（Thomas Hodgkin）是19世纪英国解剖学家，人又瘦又矮，留着铲状小胡子，长着弯得惊人的鼻子，看起来像一位从爱德华·李尔（Edward Lear）的诗中走出来的人物。

1798年，霍奇金出生在伦敦城外的一个小村庄里，来自本顿维尔一个基督教贵格派家庭。他是个早熟的孩子，很快成长为更加早熟的年轻人。他涉猎广泛，从地质到数学再到化学都轻松掌握，兴趣变化无常。他拜过地质学者为师，后来自己做了药剂师，最后获得爱丁堡大学的医学学位。

一次意外事件诱使霍奇金进入了病理解剖学世界，带领他走向“即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疾病”。1825年，伦敦的圣托马斯和盖伊医院（St. Thomas’and Guy’s Hospital）因人事问题一分为二：盖伊医院和它的新对手圣托马斯医院。这次分手就像很多离婚事件一样，立刻引发了分割财产的恶毒争端。这里的“财产”是一批可怕的馆藏：医院里珍贵的解剖标本——用甲醛泡在瓶子里的脑、心脏、胃、骨骼，这些储藏都是医院的教学用具。圣托马斯医院拒绝交出这些珍贵的标本，于是盖伊医院开始忙乱地筹建自己的解剖博物馆。霍奇金刚刚从第二次巴黎之行中归来，在那里他学会了如何准备和解剖尸体。他立即被盖伊医院聘用，为新解剖馆收集标本。这项工作提供的最有创意的学术奖赏，可能就是他的新职位：博物馆馆长及死尸检查员。

霍奇金为证明自己是一位杰出的尸检员、一位有魄力的解剖馆馆长，几年中他存储了上百份标本。收集标本是一项相当普通的任务；霍奇金的特殊才能是管理它们。他不但是图书管理员，也是病理学家，他发明了自己的病理学分类。如今，他最初用来储存收藏品的建筑已经损毁无遗。但是新的博物馆，仍展示着他原有的标本，成了一道奇观。位于高大建筑的深处，有四个房间围着中庭，这是一个钢铁和玻璃构造的巨大宝盒。你进门迈上楼梯，就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系列如瀑布般落下的展览柜之中。沿墙摆着一排排装满甲醛的罐子：一排是肺，另一排是心，还有脑、肾、骨等等。这种管理病理解剖物的方法，即通过器官分类，而不是按日期或疾病分类，在当时是一种新启示。霍奇金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在概念上居住在人体里，并在人体内随意爬进爬出，同时注意到器官和系统的关系，逐渐，他发现自己能够凭直觉认出模式中的模式，有时甚至不需要进行特别的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