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二语言是英语。

我已经记不清楚自己是如何学会这门语言，在几岁的时候，但不管是用什么方法，我竟然还是学会了。学会这门口语后，我童年的很大一部分就随之宣告终结。身为失聪父亲的听力正常的孩子，他期待我在日常生活里能有点金术，可以把他双手的可视却静默的信息转化成听力正常人能听见的声音，传达他的意思，接着又用这样的魔力为他转化，即将不可见的声音给他转化成可视的手势。

很多年以后，我已经是一名大学生，我读到华兹华斯的一首诗：“儿童是成人之父。”我立刻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哪怕它并不是华兹华斯本人的意思。

当我给父亲充当声音和手势之间的管道这一角色时，我自己就像一根电话线一样，在我们布鲁克林的街坊近邻中一路从这根杆子系到那根杆子：通过这些电话线，声音神奇地被转化着、被传输着，等到了另一头就变成了可感的语言声音。我们这个听障家庭是没有电话机的。我是我们家的人体电话机，只是缺少一个拨号音而已，但是依旧像是一部电话机，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无论任何时候，只要电话机的主人，父亲需要的时候，我就会马上发挥功用。

除了担当这个角色外，我还发现自己越来越频繁地被叫去给我父亲解释声音，仿佛声音是一种有形的存在，尽管它不可见，如果解释得恰当的话，哪怕是让我竭尽一切努力，我的听障父亲可以想象，他运用自己的理解能力，可以让声音变得真实可感。

就我的记忆所及，一直都有一台收音机陪着我。我自有记忆起，就有一台收音机在婴儿床边，从我远离刺耳的锅罐敲敲打打的声音之后；所以记忆里总有音乐，还有人们讲话的音乐。把我从医院里带回家后，父亲很快就决定必须有什么来教我学习听。只有我学会了听，并且持续不断地听，才不会丧失听的能力。当时也没有谁来教他，他就相信，人要获得并保持听的能力，是需要一直不停地练习的。他买回家的那台飞歌收音机，就是为了让我能一直接触到声音。那台收音机就放在我床头的一张小桌子上，在我的婴儿木质床板条边。收音机黄色的指示灯照亮调谐钮，那也是我的夜灯。温和的黄色亮光，还有那个木头和布盒子里发出的永不间断的声音让我舒服。这亮光和声音每晚陪着我睡去。

当我渐渐长大，我不再睡婴儿床，取而代之的是没有护栏的床，在我自己的房间里，我有了新的、长大的床，旁边则有新长大的收音机。以前那台四只小腿站立的桌子型收音机已经退休了，新上任的是一款结实的深色木质家具，庄严地立在我卧室的地板上。这物件比我的个头还高，看起来就像一座大教堂，有拱形的圆屋顶，还有花饰窗格，如同沙特尔主教座堂的四叶玫瑰窗，但不同的是，它缀满了布质镶边，而非一些彩色玻璃。我那双孩童的小手足够握住它厚实的旋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