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了，”瞿红叹了一口气，然后问常乐，“同志是不是都长得很帅呀？”

“看看你的BB机，是不是八点半？”

瞿红从小坤包里找出中文传呼机，看了上面的时间，“八点二十九。”

“我说吧。”

常乐放下杯子，口气变得郑重起来，“瞿红，张朝晖将来是要出国的，这家伙崇洋媚外得厉害，不像我，就是混得再惨也决不离开中国。”

“为什么呀？”

“我的根在中国，艺术土壤在中国。”常乐说，“再说二十六个字母都认不全，出国那不是傻逼一个吗？还不是得去餐馆给人洗盘子吗？”

“张朝晖是画盘子的。”

“还是呀，画盘子总比洗盘子要强吧。”

打电话的地方在村西，小饭店在村东，走过去大概要四分钟。张朝晖趁着月色沿街疾行，八点二十九分准时到达（甚至提前了一分钟）。

投币电话放在小卖部临街的窗台上，窗户里面映出昏黄的灯光。全村就只有这一部电话可以打国际长途，虽说管电话的大爷比较难弄，但张朝晖也没有其它的去处。他驾轻就熟，提起听筒，另一只手开始往电话里投硬币。张朝晖事先清了清嗓子，当对方接起来的时候他说：“Hello，是Eric吗？Good morning，早上好!现在是您的汉语时间……”

管电话的大爷抬头看了看天空，窗户上方的一角，一轮明月高悬，正源源不断地发出阵阵清辉。“傻逼。”大爷骂道，声音不大不小。大了怕张朝晖听见，小了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愤慨。

张朝晖应该是没听见，他正说得高兴，说他的工作、他的艺术，说大王艺术村以及今天村里来的女人，一位著名收藏家，买了他一件艺术品。对这些大爷自然没兴趣，他厌恶的是张朝晖说话的腔调：中国话说得这别扭，还故意卷舌头，想冒充咱北京人是怎么的！

张朝晖足足打了二十多分钟，其间不断地往电话里投硬币。攥着硬币的手就像是投币机器，硬币先后而出：最前面的那枚适时地钻出来，当啷一声落进电话肚子里，后面的那枚再接上，到了手指最前端，准备着。一点多余动作都没有。这手绝活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学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