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们政府曾经做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作用发挥越大，反而出现了问题。现在我们要拿出什么办法？那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中最大的办法是什么？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实行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和政府支出。大规模的赤字是多少？2008年的财政赤字是1800亿，2009年将要安排多少？7500亿。这还不包括财政部在地方发行的两千亿地方债券，地方债券是因为中央投资，要有地方配套，地方没有配套就由财政部发，算作地方政府增加。那么，我们2009年的财政赤字总规模就是9500亿。从1800亿变成9500亿，财政赤字规模增加太快了。

这样规模庞大的赤字用到什么地方？用到大规模的政府投资上，即2009年投资新增的7600亿。投入到哪些方面？最近很多行业出现了“调整振兴计划“，如果我们大量的投资，先投到高速公路、钢铁、干线支线的机场，剩下的都投资到我们远远早已过剩的生产能力，例如钢铁，化工，炼铝等行业，这样做究竟是把金融危机是延长了还是解决了？可能是会暂时磨平当前的困难，能够保证GDP以8的速度增长。但会使我们长期积累的过剩的生产能力，变得更大更恶化，并且给未来留下庞大的财政赤字和更多的过剩能力，会给银行增加更多的呆坏账。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大家又提出，首先要掌握最根本的问题。什么是最根本的问题？在行业调整的情况下，要压“小”的，即压掉没能力的企业，做所谓垄断性的企业。

提到去年宏观调控的三次转变，最大一次是金融政策的转变，相当于把企业都整死了之后，又开始放火。这么多中小企业，因为银根紧缩、新劳动法实施、环保效益提高、汇率变动等诸多问题，导致这种企业大量的陷入困境。当时广东有一个地方的市长，写信说：“你们非要把我们整死干什么呀？”到今天人们又说：“都整死我们了，现在又想到我们了，有什么用呢？”

我认为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确实应把问题找准确并分析清楚，最终找到切实可行的措施。政府应该实行大规模的财政政策和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并且投到这种大型的有能力的企业，要通过改组、重组小的产能落后的企业。这一点恐怕是政府最需要做的。

第二个问题，企业家应该做什么？我们在研究改革最大问题的时候发现，现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政府提了诸多方案，去年整了一千亿。2009年和2010年，政府要投资11800亿，要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4万亿。但是整体感觉是政府热，企业冷，政府带不动企业。在调研中，我们发现这个1：4很难带起来。企业家们是各行各业的领军人，作为企业家，应该思考一下，在这样的大变局中，在进入市场经济后第一次遇到经济危机时，我们企业家应该做一些什么？

第三个问题，昨天张维迎教授谈到了，我们这次金融危机，在一些领导层，产生了三条错觉：第一条，一些领导层认为我们的制度挺好，只是美国制度出问题了；第二条，认为我们的改革已经到位了，不需要再朝前走了；第三条，我们政府还是保持着这种统治力，想要避免坏良心、不讲道德的企业，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以取得利润作为唯一的追求，那么政府就容易在市场中产生错觉。

为什么说这些是错觉呢？因为我们市场经济改革的走向，跟美国所处的阶段并不一样，并不能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就证明我们的制度好。

我觉得应该要继续坚持以市场趋向为导向的改革路径，要继续改善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政府还是要把市场主体的企业做大、做强，要大力的发展非公有制企业，坚决解决国有企业现有问题，完成国有控股企业的公司化改制。还要完善国家统治国有企业的机构，如国资委等机构。让市场成为真正的主体，并把它做好。

因此政府要变得越小越好，今后，包括现在的政府、人大、党委，把这些社会管理、承担公共职能的机构缩的越小越好，让其成为一个有限的政府、法制的政府。

（摘编自2009年亚布力年会）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 文/尹中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