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可以是我

苏格拉底说：德性即知识。两千多年后，我一个朋友说了一句貌似对称的话：笨是一种人品。

说笨是一种人品，大概是说，愚蠢常常不是智力不及，而是选择不去运用智力。也许因为利益，也许因为懦弱，也许因为“温暖的合群”，或者干脆因为懒惰，一些人选择荒废甚至屏蔽智力。在各种荒废智力的表现中，有一种是在迫害他人或为迫害他人摇旗呐喊时，竟然想不到：其实“他”也可以是我。

最近李庄律师在王立军、薄熙来出事后的表现颇让人感慨。他表示，尽管他曾被重庆方面“黑打”，但仍然愿意给王、薄等人提供法律辩护或咨询。李庄这种不计前嫌的胸襟令人感动，但不知王与薄如果得知此话会作何感想。当年他们陶醉于“打黑”的热情却忽视嫌犯基本权利时，可曾想到：眼前这个人，这个在更大的权力面前陷于无助和恐惧当中的“他”，也可以是明天的我。

“他也可以是我”，是普遍人权理念的伦理前提。康德的“绝对律令”，意指只有当一个道德准则可以被普遍推广及他人时，才构成道德准则。奇怪的是有的人似乎通过推理就能明白这个道理，有的人却需要通过亲自倒霉才能恍然大悟。糊涂似乎也可以理解，“怎么能给‘坏人’权利？我反正又不是‘坏人’，所以剥夺‘坏人’权利跟我有什么关系？”。知识分子们在“镇反”中万马齐喑，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反右”来临时他们就成了“坏人”；农民在土改斗地主时斗志昂扬，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人民公社运动中他们有谁想藏私粮，就成了“坏人”；干部们在历次肃反中火上浇油，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文革”一来，他们就成了“坏人”；造反派在打倒走资派时声嘶力竭，因为他们不是“坏人”，结果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时，他们也成了“坏人”。这么看来，每个人离“坏人”都只有50米远，说不准哪天就会“失足”。

好人变成“坏人”之后，开始痛感权利之可贵与权力之可怖。陈独秀身居党魁位置时曾为暴民焚烧《晨报》报馆而叫好，晚年成了政界边缘人之后，却认为言论和出版自由没有阶级之分；胡长清在位时享受着权力的无限风光，被抓之后开始感慨新闻自由之可贵；不知道管制中的王立军和薄熙来怎么想，我猜他们肯定希望自己有律师和证人，律师不被关押，证人不被胁迫，家里的财产和物品不被展览，媒体上不出现“××死，百姓欢”这样的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