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飞机出动，飞过一个村子，寻找目标，然后再飞回来扔炸弹。用于空袭的飞机是俄国制造的四个发动机的安托诺夫An-12，这种飞机原本不是战斗机，而是运输机，没有弹道和任何投弹装置，‘炸弹’由炸药和霰弹混杂制成，装在陈旧的油箱里。飞机的后部装卸台在飞行时是敞开的，他们就在飞机上将‘炸弹’放在地板上挪移到那里，然后推出去。这些自由落体的简陋炸弹，从军事角度看一点用处也没有，因为它们根本就不能进行目标轰炸，但是对于固定的民居目标，它们却具有严重的破坏作用。军队的每个士兵在接受过一点点训练之后就可以操纵这些炸弹，它们被当做专门对付民众的恐怖武器。一旦安托诺夫运输机击中了目标，战斗直升机和米格轰炸机便随之而来，用机关枪和导弹攻击所有大型目标，例如始终未受到战火破坏的学校和仓库。目标很清楚，就是彻底摧毁。”

空袭之后，暴力仍未结束，而是刚刚开始。用马匹、骆驼或丰田越野车装备起来的牧民武装部队将村子翻个底朝天，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杀死尚存的村民。

2003年7月，西部苏丹的达尔富尔种族屠杀就这样开始了，而且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所听说的这场发生在“阿拉伯骑兵”和“非洲农民”之间的种族冲突，在日益关切的注目下，渐渐显现为一场政府对人民的战争，而气候转变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人种上看，达尔富尔是阿拉伯人和非洲人聚居之地，阿拉伯人一般令人联想到游牧的生活方式，而非洲人则令人联想到农民。更加复杂的是，土著阿拉伯人和那些19世纪才迁入的阿拉伯人又区分开来，后者主要是传教士和商人。正如社会学家杰拉德·普鲁尼所言，奴隶贩子和象牙贩子加入到这些可谓殖民性质的外来精英集团之中，他们征服了达尔富尔，与土著的阿拉伯人平起平坐。虽然这些人是外来的征服者，他们最终却与当地的土著融为一体，时至今日，他们还保持着特权阶层的地位。

因残暴而声名狼藉的牧民武装部队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矛盾重重的达尔富尔，扮演着介于土匪和听命于政府的打手队之间的角色。这支民兵组织招募路匪、退伍军人、被赦免的罪犯、失业的年轻人以及“与‘非洲’邻居因土地发生冲突的年轻族裔，大多是较小支的阿拉伯族裔”。这些人得到的酬劳如下：“一个步兵每月79美元，如果他有一匹马或者骆驼，则每月117美元。识字的军官每月最多可以挣到233美元。” 武器是发到他们手上的。

和十年前的卢旺达一样，充满民族仇恨而进行大屠杀的凶手绝不是一时冲动行事，他们是“组织严密、高度政治化和军事化的群体”。至今已有20至50万达尔富尔平民成为他们手下的牺牲品，最晚从1984年达尔富尔发生的大饥荒开始，这里的暴力便与生态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