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更加耸人听闻的现象是原先作为两国边界的湖泊的消失。由于降雨量的减少和引流灌溉工程，乍得湖的湖水面积比原先减少了95%。本来，乍得湖边有四个国家，尼日尔、尼日利亚、乍得和喀麦隆，而现在，尼日尔和尼日利亚都丧失了湖岸。而随着人们前往干涸的湖底居住，边界冲突就产生了—比如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身为界湖的咸海中——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边界穿湖而过。

作为局部地区和整个国家的暴力冲突的结果，国内难民和跨国难民的数量都将增加；

湖泊的消失、河流的干涸、森林以及自然资源的灭绝将导致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能源冲突；一个国家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措施（修建水库、河流截流、储存地下水）将会引起别国的问题，而这终将导致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冲突。

由气候变化所造成的这些社会后果，会产生以下冲突局面：

局部地区和整个国家范围内为了争夺饮用水和土地而产生的暴力冲突数量将增多。

除此之外，国际间关于诸如钻石、木材、石油或天然气等自然资源和能源的贸易中，也将出现冲突。因为，如前文所述，暴力冲突具有升级和扩大化的趋势，它将引发更多的恶果，而这些恶果又要用更多的暴力来“解决”。因此而产生的难民潮规模目前难以精确预计，根据推算，2050年，所谓的“气候难民”数量将在5000万和2亿人之间，而根据国际红十字会的估计，目前的气候难民人数已经达到了2500万。由于无法预测难民潮压力下各国的反应，也不知道导致难民潮的根本性的矛盾冲突的范围和规模有多大，它们又将继续引发多大的难民潮，所以很难预计现有形势下将会产生的社会现象。比如伊拉克战争，就产生了200万逃往国外的伊拉克难民（主要逃往叙利亚和约旦）和180万境内难民。人们曾经预测1995年会有2500万“气候难民”，这个数字在当时就已经超过了“普通”难民（2200万）的数量。

尽管目前看来，与发展中国家相比较，发达国家在气候（以及安全政治和经济）方面还可以高枕无忧好几十年，但它们终究不可避免地会被卷入气候战争，或者，这样说更确切些：也许，它们将发动气候战争，只是形式与先前人们认识的战争模样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