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超知名度

在这个完全透明的世界，我们无处不在也无处可寻，绝对的不真实就是真实的存在，而彻头彻尾的虚假也是完完全全的真实。这就是我看到的二十一世纪网络生活中最真实的不真实画面。

现在，我准备好广播我的那条推文了。但在按下发送键之前，我在黑莓手机屏幕上仍然闪烁着的那条推文中加了一个字。一个很简单的字，只占Twitter设定的140个字符限制中的一个字符，但却将这条推文从一个充满希望的数字笛卡尔哲学表达转换成了一个冰冷的存在主义抗辩。

@ajkeen ：我更新，故我不在。

但RIM的这个电子设备真当是徒有智能手机的称号。我以为没有人知道那天下午我的确切位置，可我错了。因为我正要发送我的推文时，一条意想不到的消息从Tweetie程序弹出，就是那个可以让我从黑莓上使用Twitter的应用。这条消息请求在Tweetie中使用我在布鲁姆斯伯里的位置，这样一来，那个应用就可以向我的几千名Twitter粉丝广播我的位置。

屏幕上显示的信息是：“Tweetie想要使用你的当前位置——不允许或同意。”

我感觉黑莓手机想要把我的位置向全世界广播是在背叛我。怪不得制造商叫“移动研究”公司。关掉这台智能手机，把它塞进裤子口袋，我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又吸了一口。寂静如交响乐般优美。随着眩晕感的退去，我又想起了前一天在牛津与我们所有人的未来主宰之一@quixotic的对话。我意识到，他关于未来的想法既对也不对。是的，《社交网络》里的肖恩·帕克是对的。不论好坏，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工业原子技术毫无疑问正在被二十一世纪的网络比特取代。但不同的是，与其说今天的社交媒体把我们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城邦的数字砥柱之间联合起来，倒不如说它实际上将人性分裂，以至我们总是存在于自身之外，无法专注于此时此地，拘泥于自己的肖像，并且总是曝露我们的当前位置，我们的隐私成为一个集体网络的功利主义专制的牺牲品。

我意识到，历史是重复的。1890年，也就是杰里米·边沁的尸体被做成大学学院的门面近60年之后，塞缪尔·华伦和路易斯·布兰代斯在《哈佛法学评论》的那篇代表作中提到，“对个人而言，独居和隐私变得更为必要了。”华伦和布兰代斯在“捍卫隐私权”中提到，独处的权利是“人不受外界干扰的一般权利……人格的权利。”在《哈佛法学评论》刊登那篇文章百年之后，随着日益透明的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作为人格最神秘构成中主要成分的独居和隐私，如果真有的话，对它们的需要变得越发必要了。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眩晕》中关于一个男人与一具尸体的悲剧爱情故事是根据法国小说《生者与死者》改编的。但其中关于当今生活中潜移默化的自我肖像化及其悲剧后果并无任何虚构——社交网络世界里隐私和独处的消亡。我记得希区柯克曾开玩笑说，他最害怕看到的尸体是他自己的。然而，如果那样的尸体碰巧也是人类的尸体，不仅是被自身放逐，同时也是被其他几十亿人放逐。那就不是玩笑了，那些人就是自己的肖像，在透明网络上环绕着彼此嗖嗖地转得越来越快，都在因超级知名度被永久展览和囚禁在伟大的裸露癖与公众注意的贪婪之中的死循环，从而建立起自封的人类的恩人的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