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最后几个年头，云南小镇敲一麻袋核桃的工钱是十块钱，差不多是两个人折腾一下午的量。何家大妹有时来帮忙，小妹根本不管。敲核桃的地点是粮食局仓库旁边的空地，高大的仓库足以遮阴，半个篮球场大小的水泥地坐满女人和孩子，围着一堆堆小山似的核桃。后来每当我在上海的超市看到琥珀桃仁，都会想起那些被单调的劳作拉长的午后。敲核桃不难，只是手指会染上苦涩的黄色，好多天都洗不掉。

琥珀桃仁每袋不过几粒核桃的量，价格远超十元。我从不吃那玩意儿。

当我看到何琴来上海的行李包括连根带土装在塑料袋里的植株，不免有些诧异，却没多想。我随口问她：你还种着哪，我以为早就死了。她笑笑。

她把它种在盆里，画在墙上，浸在酒里喝下去。这花对她显然别有意味。我搞不懂。她难道真的相信仙酒的传说？而且她不愿意别人喝她的酒。我这人向来是你不让我做我偏做，有一次抢过来喝了，然后吐着舌头说：难喝死了！你为什么喜欢这东西？为此她少有地生了一场气，我没再开过类似的玩笑。

事后回想，我的宿舍遭贼的二〇〇三年初，其实已接近我们的友谊时代的尾声。

何琴和我共度的夏天只有来上海的第一年。之后的每个夏天，她会突然消失一段时间。短则半个月，长则两个月。她从不提自己去了哪里，仿佛是一种生理性的季节症候。

二〇〇三年八月，何琴再次不辞而别离开上海。她这种时候向来手机关机，隔几天才发个短信，等你打过去，那头又是关机。我对此先是气急败坏，继而无可奈何。

十一月，我因为一些原因辞去报社的工作。可能因为担心我，她匆匆返回，然而这时已经有某种无可挽回的变化横亘在我们中间。

因为，在何琴离开上海的那段时间，也就是二〇〇三年的夏天，她开始用月光花酿酒。和她从前常喝的泡酒相比，大约算是升级版。

她的酒瘾日渐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