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人都爱喝，我的初中死党们尤甚。他们大多在政府和事业单位担任中层职务，日子丰裕，时间阔绰。我几年没回来，被他们当成了聚众的理由，不得不三天两头和他们在镇上吃饭，每餐都以有人喝高了收场。要是不去吧，会被说成是“不给面子”。此类聚会向来是男多女少，我夹在一群开始发福的男人们中间，畅聊南北，叙旧打诨，偶尔有几次，何琴的影子沉沉地掠过心头。

在一场酒局上，我偶然听小六说起，才知道爸的一百亩打哪儿来的。在信用合作社当主任的小六比少年时代胖了两圈，据说练就了同学中最绵长的酒量。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放心，那笔贷款没利息，玉米虽然利润不高，顺利收了就能还上。咱们老同学，帮你家是应该的。哦，你该谢谢阿奎，要没有他，我一个人也搞不定。”农林处的阿奎隔着桌子冲我举杯，我只有愕然的份儿。

原来，宁县有个农民科技致富基金，我爸不是搞科学种田，本来不符合条件。小六和阿奎一合计，把事情给办成了。用小六的话说：人头熟，好办事。

阿奎问过我，为什么我家这么大张旗鼓，却不种“动力一号”。我这时已经知道“动力一号”是赖威在西南各省主推的项目，心头有结，说话就有些呛人。“等到人人都种吃不到嘴的玉米，农业变成别人的产业，你这个农林处的头头就知道厉害了。”

好脾气的阿奎苦笑着说：“你忘了，我们县从来都不是产粮食的，以前种烤烟的人现在都改种‘动力一号’了。能赚钱的事谁不想干呢？大头，说真的，我有点搞不懂你家。”

我在心里说，我也搞不懂我爸。

有了车果然不一样，爸每隔一两周进一次城，和我待半天到一天。大部分的时间，我独自过着所谓的“地主”生涯。一百亩分散在相邻的几个村，打理的人是从各村请的，统筹则有爸的老友崔木匠，我只是个学徒。

崔木匠早年当木匠，骑摩托车摔伤了手，只好搁下木匠生涯。他脑子活络，学什么都快，受伤后帮人打点果园和农场，动嘴不动手，过得也不赖。他惟一的毛病就是贪杯，如果不是酒后骑车，也不至于废了一只手。他常年缩着没有知觉的右手，除了夏天，一年三季套件现在没人穿的灰色中山装，仿佛在学周总理的架势。他长得粗黑敦实，更像是连续剧中的八十年代村镇干部。

什么时候该浇水，什么时候得追肥，去雄的标准如何，该做多少回砍除杂株的繁琐工作，全是崔木匠定的。爸说过让我有事问他，我干脆带了两瓶酒去他家，请他当顾问。不知是“顾问”这个词还是两瓶白酒发挥了效果，老爷子答应得爽快，每天尽在一百亩间转悠，敦促别人干活。我不愿闲着，把本村的两分地留给自己练手。我很快晒黑了一截，掉了两斤，照镜子时觉得自己又黑又瘦，有点像一个人。想了一会儿才意识到，像何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