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啦？”我追问道。

“抱歉，刚才我只是想说，难道你没有司机吗？通常我会让司机送我去参加宴会，这样就不用担心酒后驾车的问题了。”她说。

迈克尔和我互相对望了一眼，我可以看出他刚刚暗自把这一条加进了他的待办事项里：要雇一个司机，要雇一个厨师，要学习如何品酒（伊莎贝尔的男伴和桌上另一名男子花了整整十五分钟讨论我们喝的勃艮第白葡萄酒有什么妙处，我能看出，插不上话的迈克尔备受煎熬）。迈克尔和我正在拼命赶上上流社会的步伐，但我觉得所有人都能看出我们两人手忙脚乱的模样。

“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伊莎贝尔说着向我靠了过来，“我是说，这事太疯狂了，当时他是不是看到了一道白光？”

我摇了摇头：“我不这么觉得，我们没有花多少工夫谈那件事，他只是说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比做爱还奇妙？”

“全世界就只有你会这么问。”

“他还说了些什么？”

这时我家的电话响起了一阵铃声，我拿起无绳电话看了看来电号码。

“是贝蒂娜。”我痛苦地呻吟道。

“为什么电话不带警示标记呢？”伊莎贝尔懒洋洋地用指尖绕着玻璃杯的边缘打转，“上面写着：通话也许有害健康，接听者风险自负。”

贝蒂娜是戴尔的太太，看上去仿佛是用直尺一笔一笔画出来的人物：衣服垂在她身上的模样好似挂在一副金属衣架上，齐下颌的淡金色头发总是拉得笔直，鼻子恰似一个锐角三角形，就连说话也是断断续续不成句子。有一次我在她家参加一个鸡尾酒会，她却漫不经心地说起了她家女佣的是非，仿佛那些女佣不过是些开胃小菜。

“我试过拉美裔的用人，亚洲人比她们好。”一位女佣正从附近走过，贝蒂娜却开口说了这么一句——那位女佣分明听得见她的话。

她和戴尔真是绝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