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阵恍惚，使劲瞪了瞪她：“你真是小米？”“那还有假。”“你能叫出我的名字么？”“杨麦呗。”自称小米的姑娘说，“你过去还有一小名叫‘嘘嘘’，因为你的排泄系统一直到上中学了还特敏感，人家一嘘嘘，你就必须得上厕所——嘘嘘。”“别嘘嘘了，我已经没这个毛病了。”我转向前女友的方向，“你看，她真是我妹妹……”这才发现，我的前女友已经不见了。她被我们兄妹气跑了。

这个自称小米的姑娘，她的确算得上是我的妹妹。但是在大部分时间里，我却又根本想不起来自己还有这么个妹妹。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我父母早年间离婚了。那个时候我很小，无法具体知道他们的离婚过程进行得有多惨烈。但在印象中，自己的童年基本上是在狂风暴雨中度过的。有一次，我父亲抄起一只瓷做的小猪存钱罐去砸我母亲，没砸着，却结结实实碎在了我的脑袋上。当时存钱罐里的钢镚落了一地，其中有不少都是红的，上面沾着我的血。直到现在，我额头上还看得见一个大疤，从此不能留短发，因为那会让我看起来像一个囚犯。

这就是我那个军转干部父亲一贯的风格，他也没为那事儿向我道过歉。而我母亲是当时大院儿里少有的知识分子家属，自然跟我父亲过不到一块儿去。当初她离开我们的方式也的确称得上决绝：有一次到南京去出差，就再也没回来。过了很长时间，她才发电报通知我父亲，她在那边已经跟别人在一起了，这个婚他离也得离，不离也得离。如果不离，那他就继续戴着这顶绿帽子好啦。

事已至此，我父亲也只好表现得豁达一点。他大概酗了两个月酒，消耗了几条“恒大”牌香烟，然后就把工厂卫生所的一个护士给娶了。新妈对我固然称不上好，但也说不上差，因为她自己一直也没有孩子。又过了些年，我沾了“部队援建西部人员子女”这个身份的光，离开了陕西那个山沟里的军工厂，到北京来上高中、考大学，再以后上班也在这里。而我父亲的生活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我那个后妈居然有一窝儿失散多年的外国亲戚，而且名下还挂着一份不多不少的遗产。将近世纪之交的时候，父亲以五十多岁的高龄移民马来西亚了，此后唯一一次见面，还是一次我出差时在机场和他偶遇。当时我要去青海采访，他呢，从北京转机去新疆的喀纳斯。我看到那个戴白礼帽、穿花衬衫，手上拎根“斯迪克”的老头儿，几乎没敢认。父亲则请我喝了杯八十块钱的咖啡，用一嘴标准的东南亚华侨腔说：

“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是要看一下啦。”

他算是活开了。在那以后，我们就断了联系，原来陕西的那个家也没人再回去过。我母亲在南京那边也没闲着。她不仅先于我父亲结了婚，而且迅速地生下了我的妹妹小米。听说她和新丈夫以前就认识，是“文革”前上大学时候的同学。俩人可能早就有了点儿意思。

而如今苦思冥想，我终于还记起来，小时候我是见过小米的。那时候是八十年代中期，我正上初中，处于青春期，老是跟继母闹别扭。有的时候明明是自己不讲理，还摆出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说“要找我亲妈去”。我父亲一气之下，就买了张火车票，把我扔上了绿皮车：

“看她对你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