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捆人是犯法的。人生而自由，有尊严，有人权。我看你简直就像文革里的‘三种人’……”

我母亲眨了眨眼。她大概没有想到我会对与己无关的事情如此激动，更没想到我小小年纪就从大人那儿学了不少政治术语，虽然词不达意，但也很能上纲上线。随后，她哼了一声，试图把我扒拉开：“边儿待着去，甭跟这儿裹乱。”

这一扒拉，就把导火索给扒拉着了。我开始亢奋而动情地指责母亲，刚开始还追求义正词严的效果，后来就逻辑混乱、口不择言，以杀伤她为首要目标了。我翻旧账，说她对小时候的我也滥用过暴力，打过我；我诉新仇，说她把亲生女儿随手就扔给我，差点儿给丢了；我还戳她的痛处，说她将我和父亲抛下，跑到这边来结婚是十足地道德堕落，不仅愧对我们，同样愧对新家庭的成员。说这些话时，我既不在乎母亲新丈夫的反应，也不在乎小米的情绪。而我母亲刚开始还与我辩论，试图让我住口，后来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声泪俱下地指责了。与其说是我把她驳倒了，倒不如说是我那精神失常的样子将她骇住了。

不仅是我母亲，就连大个子都不再叫唤了。他双手倒扣，昂着脑袋，好奇地看着我这个出于私愤的同盟军。我母亲的新丈夫呢，此时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倒是保持了知识分子“脸皮儿薄”的可贵品质。我忍不住朝小米的方向看过去，却发现那小丫头仍然不惊不惧，脸蛋绷出一团稚气的严肃，仍然瞪大了眼睛对着我们看，认真看，使劲看。我脑袋里出现了一个想法：这个妹妹倒是有点与众不同的。然而此念才一闪过，我的注意力便又转回到了母亲身上。我母亲披头散发，目光渐渐失了神，问我：“我在你眼里是这样一个人，干吗还巴巴儿过来找我？”

我宣布道：“我来，就是为了告诉你我对你的看法。”

这话说得真是掷地有声。那一瞬间，我都惊异于自个儿的形象如此伟岸——在我母亲面前。而那天我离开时的姿态也是义无反顾的，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势。我连看都没有往回看一眼，就把母亲、她丈夫、大个子和小米全都抛在了身后。我在心里悲壮地告诉自己：杨麦，你得学会自己生活，学会独自面对世界——从现在开始。

这就是迄今为止，我对我的妹妹小米的全部记忆。而如今，我已经在北京住了十几年，基本实现了独自过活的自我要求。这其间自有悲苦，却也有一种难以言明的快意，而越到后来就越成了一种习惯。对于我来说，“人”固然免不了是一种社会动物，然而却非家庭动物；也正因如此，我在面对其他人的时候才多了一份空洞的淡然，就连女友离我而去，也没有激起我实质性的感伤。

我跟我母亲呢，虽然不至于连话都不说了，但也仅限于形式主义的交往。在逢年过节不得不打个电话的时候，我断断续续地告诉她，自己考上大学了，自己大学毕业了，自己找到工作了……母亲也断断续续地告诉我：她把“关系”正式落到了大学附中，她们家从江北搬到了鼓楼附近，她即将光荣退休了……我们互相的讲述并不比档案里的“履历表”更加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