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可以坦言，自己给母亲寄钱并不是出于孝敬，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报复与羞辱。我的潜台词是：你看，被你扔掉的儿子在供养你呢，请你昧着良心、觍着脸享受生活吧。寄这些钱，也仿佛使我获得了肆无忌惮地怨恨她的权力。每次汇款，我都没有通知过母亲；填写单据的时候，我总是力透纸背，心里充满了恶狠狠的快意。

就这么杂七杂八地想着，我居然失眠了。多年前那种为了未知的人生而忐忑的心境，又回到了我的身上。看了看表，已经两点多了。我翻身起床，想把白天剩下的那半瓶红酒找出来喝光。

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客厅，摸黑从茶几上找到了酒瓶，这才往沙发上扫了一眼。小米居然不在那里。我诧异了一下，想叫她，又忍住，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儿，最后在阳台找到了她。

小米把我给她准备的被褥铺在了阳台的地面上，就钻进去睡着了。一居室的阳台自然也很小，又堆了很多旧杂志旧报纸，留给她躺着的地方，也就是宽不足一米的一小条儿。她的脑袋旁边还竖着一排空酒瓶。北京的冬天从来很脏，晚上并无月亮，但附近一个高楼顶端的飞机导航灯却一闪一闪的，把光投射到小米的脸上。在光下，她那顶着“板寸”的额头亮得晶莹剔透，嘴巴嘟着，像是心里跟谁较着劲。我则拎着酒瓶子，靠在阳台的门框上看着她，看了十几分钟之久。

直到这个时候，在夜阑人静之际，我才正式把小米和“妹妹”这个概念对上了号。妈的，我有妹妹了。

而当我想要转身回屋的时候，小米忽然嘟囔了一句什么，然后翻了个身，一只胳膊也露到外面来。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弯下腰去给她把被子掖好。

第二天早上，我问小米为什么有沙发不睡，非要睡阳台呢？她的回答是：“南京那边冬天没暖气，你屋里的温度让我不适应。”但我怀疑，她也许只有在一个狭小、相对封闭的空间里才能睡得踏实吧。从心理上讲，这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表现，但我也并没太在意。有这种小怪癖的人多了。比如我刚开始工作时的师傅老岑，早年间父母都“下放”了，他则被安排到一个木材厂里当工人。别的工友都有家有室的，只有他是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又干不了什么重活儿，所以晚上就被派去看仓库。老岑告诉我，仓库里真是伸手不见五指，他心里明白，那黑暗是无比宽广的黑暗，你不知道哪个角落里会藏着什么东西；老鼠啃木材的细碎之声不时传来，这更让一个孩子感到恐惧。因此，老岑从那时候起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是坐是躺，脸都要正对着门才行。看着门，他感到自己一旦有了危险，就可以在第一时间逃跑，恐惧也就没那么严重了。

这个习惯看似不起眼，但在实际生活中还是会给老岑带来麻烦。每一次赴饭局，他一进包间，都要径直坐到正对门的那个座位上去。而这个座位一般都是“主座”啊，不免会让在座的领导心里很不爽。我刚上班的时候，单位那个头发亮得像狗舔过的“副科级团委书记”就挤眉弄眼地对我说：“细节，细节决定前途啊。你看老岑，他就是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