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尼古拉斯·汉佛莱（Nicolas Humphrey）职业生涯早期曾在非洲待过很长时间。起初他与黛安·弗西（Dian Fossey）一起研究大猩猩，后来又与理查德·李基（Richard Leakey）一起研究我们祖先的遗骸。这些经历从根本上改变了他对包括人类在内的大猿类大脑的看法。他在题为《智力的社会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Intellect）的文章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在维龙加山观察大猩猩的两个月中，有一个事实让我感到十分惊奇：在森林里所有的动物当中，大猩猩的生活好像是最简单的——它们的食物丰富而且便于采摘（只要它们知道哪里可以找到食物），它们几乎没有天敌（只要它们知道如何避开这些天敌）……除了吃东西、睡觉和嬉戏之外，它们就没什么好做的了（它们也确实没做什么）。”

汉佛莱承认，实验室中的人类或大猿所表现出来的认知能力在野外条件下很少见。这些能力不像是猿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在田野考察中发现了黑猩猩（或者布须曼人）充分使用其推理论证的能力，来解决生物方面实际问题的例子。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如果一个动物行为学家用田野观察的角度来观察爱因斯坦，他也可能得出结论，认为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不怎么灵光。但这正是问题所在：像黑猩猩一样，爱因斯坦也只是偶尔在“人工”的条件下才会展示出他的聪明才智，他平时不使用这种才能，因为在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并没有这种需要。”

汉佛莱认识到，高级灵长类动物的大脑是非常复杂的器官，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承担社会功能。灵长类动物并不是唯一的社会动物，但它们的社会化程度要比其他动物更高。灵长类动物的大脑不仅可以解决经济问题——这是所有动物的大脑都能做到的——它们还能以较高的水平解决社会问题。结果是，即便是黑猩猩群体也能发展出不同的行为文化，安德鲁·怀顿（Andrew Whiten）、珍·古道尔（Jane Goodall）以及其他许多灵长类动物学家在比较非洲各地黑猩猩种群的田野观察结果时，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人类的大脑是所有高级灵长类动物中社会化程度最高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社会行为完全被其左右，它的重要性在于能使我们快速地完成一些行为。社会互动要求我们能够理解他人的想法（无论是类似的还是不同的），这是我们，甚至是幼童，都能够自动做出的行为。审视这一点最好的方法就是将我们与四万年前的祖先相比，这一时期是考古学家所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Upper Paleolithic Period）或“晚石器时代”（Late Stone Age）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