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可能不在于人们的大脑是怎么想的，而是这些大脑是怎样相互联系的。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欧洲地区人口剧增：更多的人想出了更多的新想法，并能够在有生之年将这些新想法告诉其他人。这就是为什么史前模型必须考虑到人口规模。我们的同事亚当·鲍威尔（Adam Powell）、史蒂芬· 申南（Stephen Shennan）和马克· 托马斯（Mark Thomas）所做的工作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研究证明，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欧洲出现爆炸性文化演进的原因，并不一定是生理结构引起的个人认知改变。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较大的、彼此相连的人类群体。人口数量很重要，但关键是这些人彼此能够联系和沟通。

旧石器时代晚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岩石艺术。不过，公元前四千年左右，中国、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印度河流域以及埃及出现了文字。文字最初主要是一种簿记的形式，之后才渐渐变得更有表现力。在那时，只有极少数的个人掌握书写能力，如古埃及的书写员和巴比伦王国汉摩拉比法典管理人。不过，随着文字越来越有创造性和表现力，从古希腊悲剧作家到乔叟和莎士比亚，再到18世纪的小说家，文字变成了少数人向多数人进行表达的工具。这种表达是通过表演，或者通过社会中受过教育的成员的阅读来完成的。现代的大众传媒只是这种趋势的合理延续。

简而言之，人类史前和历史的经验都告诉我们，群体规模越大，储存在群体成员大脑中的信息总量就越多。詹姆斯· 索罗维基（James Surowiecki）在他的著作《群体的智慧》（Wisdom of Crowds）中阐释了这一理念。这种群体的智慧解释了为什么在乡村集市上，不同人对母牛体重估测的平均值非常接近实际值，也说明了为什么爱荷华州的民意调查市场比盖洛普咨询公司更能准确地预测全国性选举的结果。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的生物学家伊恩·库辛（Iain Couzin）所指出的，即使是动物最简单的社会性学习，也能赋予群体“更高层次的计算能力”，以适应环境的需要。动物在长途迁徙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嘈杂”的方向信号，通过个体之间的社会性学习，它们最终能够找到正确的信号，并将其纳入群体智慧。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实验也显示，同样是头脑风暴和计划购物，一群智商平平的人比高智商的个人表现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