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要求伪装部门的所有人都必须学习面部表情术。到1979年时，我们已经完成了对该部门的彻底改革，并创造了无数的伪装品，而借助这些伪装品，一个人只需几秒钟的时间，便可神不知鬼不觉地改变自己的面貌。当我站在门口看到我们的人员如此专注、如此专业时，我禁不住想起了一路走来的艰辛。我们积极主动，已经做好了准备，不管前面有什么样的挑战，我相信一定都能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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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1月4日上午，在穿过中楼门口时，我注意到这场危机已经引起了所有人的高度关注。尽管那一天是星期天，但这栋建筑物看起来就像处于紧急状态一样，人们从四面八方匆匆赶来。有的人带着红头秘密文件，而所有人都是一脸严肃。我从未见过这栋建筑物如此混乱过，就好像无声警报刚刚拉响一样。至此，周末正式宣告结束。

我径直前往位于三楼的办公室，查看电报往来，并会见我的团队。

我看到办公桌上放着一叠摆放整齐的电报，大约有两百份之多。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但很多都标注有“FLASH”。这是中情局的最高优先级标识（按优先顺序，其他三种标识依次为“IMMEDIATE”、“PRIORITY”、“ROUTINE”）。“FLASH”级别的电报表示事态极为紧急，仅在战时或美国人处于危急状态时使用。有的通信员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都不会见到这样一份电报。而在本案中，我看到的不是一份，而是数十份。由此可见，事态已经急剧恶化。

我造访了技术服务办公室行动部门的副主任马特（Matt）。他是一个热情、保守、彬彬有礼的人。在我走进他办公室时，他正一手拿着电报一手打电话。

“早上好，托尼。欢迎，很高兴你能及时赶到。”他捂着话筒对我说，并示意我坐到放有他夹克的那把椅子上。这是我第一次见马特没有系领带。他标志性的红头发显得一团糟，而办公桌上则堆满了凌乱的文件。

“看起来我们有事情做了。”我在他挂掉电话时说。

“是的，我们预计这里会变得更加混乱。先不要管它，我们稍后会联系基地。”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