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服务办公室，爱尔兰裔美国人迈克·多尔蒂（Mike Dougherty）负责的部门也处于高速运转之中。他将部门的准军事力量组织在一起，成立了一支特别行动组。他的特别行动组和我的团队协同处理中情局总部的行动部和五角大楼安排的工作。在接下来的四天里，迈克和我就不同的主题联合召开了多次会议。迈克喜欢开会，结果就是开会的次数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们甚至还专门就开会问题举行了一次会议。当时，电报如潮水般涌来，不过我们有相应的应对机制，一天处理200份电报和400份电报的差别并不是很大。但会议占去了我们很多的时间，而时间是非常宝贵的。在这四天结束时，我们已是精疲力竭了。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计划已经制定，但五角大楼却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因为它并没有设立特别行动部门。如此一来，它就无法统筹资源。白宫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显得小心翼翼，由于担心冒犯伊朗的革命政府，总统吉米·卡特甚至都不愿意称这些人质为“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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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晚上，我拖着沉重的身体回到家中。连续四天、每天18个小时的工作已经让我疲惫不堪。在穿过暖房时，我脱下了外套，而这个暖房与我们的厨房是相通的。在冬天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会在那里聚餐，而且每次都希望下雪。在飘雪的夜晚，再加上一点点烛光，那就只能用“神奇”这个词来形容这个地方了。我松了一下领带，然后坐到起居室我最喜欢的椅子上，并在那里换下鞋。凯伦拿着一杯啤酒走了过来，并给我一个拥抱。她在我旁边的沙发上坐下，然后听我喋喋不休地谈论工作、办公室、五角大楼，以及所有的一切。从当时看来，这场危机越来越有可能陷入无限期的拖延之中。11月5日，霍梅尼的儿子艾哈迈德（Ahmad）以人民的名义赞扬了这次占领行动。之后，伊朗的整个宗教领导层开始全面支持激进分子。伊朗总理巴扎尔甘在抗议声中被迫辞职，而这也就意味着总统卡特及其政府只能与一个人举行会谈了：这个人就是霍梅尼。

我停下来抿了一小口啤酒，感觉凯伦在盯着我看。我抬起头来，发现她在等着我停下来，好像是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

“怎么了？”我说。在潜意识里，我觉得这可能是关于我们某个孩子的问题。

“亲爱的，我一直在想，”她说，“我一直在想如何让这些伊朗人离开大使馆，让他们释放那些人质。我在想如何结束这场危机，我的想法的是……”

“好的，”我说，“告诉我你的想法。”我背靠在椅子上。事实上，我并没有认真去听，我实在是太累了。

“你们必须要除掉沙赫。”她说。

我转过身来，对她说：“我愿意洗耳恭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