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婚礼上，我的有些同事朋友第一次见到她，也都认为我娶了个乖乖女，可能生活在童话世界里，要不怎么会嫁给我呢？都一致叮嘱我，待人家好点，别坑害“下一代”。

谁都没有想到，周忆不是一个孱弱的没有主见的女孩子，她的强大的内心和特立的品质是逐渐呈现出来。我当时没有特别意识到，她其实与一般的女孩子是有相当不同的，后来当她成功了，你再回头去看起点的那些点点滴滴，才恍然悟道，那些生活琐事，都蕴含着相当重要的意味，真是蛇形灰线，一脉相承啊。

她与一般女孩子不同的第一点是，从我们认识的那一天起，她没有问过我跟收入有关的事情，像我的工资是多少，有多少外快，我父母给我多少钱或者反过来我给父母多少钱等等。这让我很舒服，心里很释然，显然她即使和我结婚，也没有丝毫傍大款的嫌疑。老实说我当时是一个准穷光蛋，虽然工资额度尚可，但都被我狐朋狗友懵懂迷离地造光了，剧组又一直欠着我的一大笔劳务费，再加上一年到头在各地跑，手头上没有闲钱，存折上是可怜的一个数字。我有个父母给的一居室单元，但里面空空荡荡，连睡觉和吃饭的物件都不全，她第一次进到房中就一定八九不离十地估计到了我的收入状况，但她什么也没说。由于囊中羞涩，我和她每次见面，我都“放血”不多，去北外看她，给她带的零食很便宜，约她到外边，吃的饭馆很普通，比如我请她吃的第一顿饭是朝鲜冷面，就在府右街北口西南角的延吉面馆，这家国营面馆今天居然还健在，这成了我们的一大幸事，因为那是我们的感情圣地，饭馆在，我们就可以不时去故地重游缅怀往事。更凑巧有趣的是，夫人生儿子居然就是在面馆对面的北大医院，而且过了预产期一星期她都没有分娩的迹象且食欲极好，有一晚突发奇想，避开护士的严密监管，成功偷偷溜出医院，在延吉面馆吃了一大碗冷面，大快朵颐，夜里就腹中绞痛，咣当把儿子生了下来。你说在生命中有多少巧合交集，命定了前因后果。

与第一点匹配的第二点是，她自己很能挣钱。她当时虽然读研究生，但她的组织关系仍然在解放军外语学院，她仍是现役军官，九十年代初，军队的工资比起地方还是相当高的。由于英语流利，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算是身怀绝技，挣起钱来毫不费力，当时我们住在万寿路，而北京西三环一带，社会上各种外语班遍地开花，今天新东方总裁俞敏洪那时也蹬着三轮，不亦乐乎地为自己蜷伏在京郊农民村里的草创新东方学校拉着过冬的蜂窝煤。周忆也就被各种班聘去教英语（精读、泛读、口语、写作等门类），她父亲是大学老师，她也是大学老师，再加之中学和大学时代都拿过演讲和写作的大奖，她上课极为生动和流利，所以不管哪个班她一旦去讲过，以后想推都推不掉，每推一次，结果就是她的小时授课费又涨了一次，弄得她都怪不好意思的。这还算是小钱，如果有师兄师姐或外国朋友找来，让她去给某个国际会议做一次翻译，那挣得就是巨款了。

当时，北京以至全国都还实行外汇券制度，这是一种准货币，既不是外币（严禁在中国国内流通），也不是人民币（当时正在大幅贬值，说白了就是不值钱，昔非今比啊），所以国家就推出了外汇券，在涉外场合使用，虽然面值和人民币一样，其实在黑市上一块外汇券可以换两三块人民币，而且当时像友谊商店、出国人员服务部等能买到进口和外贸商品的地方，一律只收外汇券，不收人民币，所以让外汇券更加走俏。某种意义上，手中有外汇券，不仅代表你有钱，而且是有身份的象征。记得有一次，她做翻译回来，脸上笑盈盈的，关上家门，从包里拿出五百元外汇券，把我震了，要知道当时人们的工资也就区区一两百块钱。挣钱虽多，但不容易，每次去上英语课，她都要骑上自行车，恰逢春天，北京风沙大，不时有沙尘暴，等她讲课回来，浑身上下犹如一个土人，让人心疼。那些社会上的英语班，有时就租京西农民村里的房子上课，她还要在土路上颠簸，有一次居然连车带人横摔出去，手心和膝盖划得都是血道子，我是真怕她出事，不让她去了。她哭完鼻子，反而倒过来安慰我，说偏的不去了，咱可以多去不偏的，咱们马上要结婚了，需要钱是大大的。这真是让我感动不已，更羞惭不已，这么娇弱的一个女孩子，努力去挣钱，你说我这爷们儿的脸往哪儿搁？可她从不这样认为，有时我表达了这层意思，她就笑嘻嘻地反问我：“要不，你替我去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