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奎琳，这个幸运的孩子，在没有现代外科术后重症监护帮助的情况下，依然得以顺利康复，并于十一天之后痊愈出院。她的心脏杂音消失了。随访三十三年后，患者健康状况良好，有两个孩子，甚至做过木匠。

第一例心内直视下手术的成功，为人类最常遇到的先天性心脏畸形提供了一个可治愈的方法，开启了心脏疾病治疗的新时代。这一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心外科同道的热情，甚至很多原本冷眼旁观的外科医生也跟着热血沸腾，他们纷纷采纳了这项技术。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医生们运用直视下心内手术治疗了大量简单的先天性心脏缺陷。多伦多和丹佛的治疗中心成了开展和使用这一技术的翘楚，并在婴幼儿的心内直视手术中报道了惊人的低死亡率。

尽管这场暗战以刘易斯率先取得成功而告一段落，但比奇洛并没有因落败而感慨“既生瑜何生亮”，反而为他的理论在临床应用中被证明有效而感到十分高兴。不过，当刘易斯宣称自己是“破冰之举”（broke the ice）时，比奇洛忍不住要甩他一句“厚脸皮”（cheekily）。

在采用低温手段进行心脏手术的后继者中，又以亨利·施万（Henry Swan）的成就最为出众。他利用这一技术成功地开展了多项手术，并完善和发展了心肌保护和空气栓塞预防等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至今仍是心脏外科中的核心宗旨。总之，应用低温，直视下修复简单的心脏畸形，为发现并实施复杂的心脏外科手术提供了经验。尽管亨利·施万乐观且拥有远见，他还是清楚低温心脏直视手术在心脏外科的应用局限。当他试图修复法洛四联症合并肺动脉狭窄（B-T分流只能缓解症状，而亨利·施万试图根治）时意识到，共存如此多畸形的情况下，是无法在中度低温流入道阻断八分钟的时限内完成修复的，甚至像室间隔缺损（其复杂程度在房缺之上，法洛四联症之下）之类的畸形，也无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修复，更复杂的修复需要一种新颖的方法。

由于处理更具挑战性和复杂性的病变接连遭遇失败，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许多外科医生开始对以现有的技术纠正更复杂的心内病灶变得谨慎。而作为低温时代最伟大的理论奠基者和实践者的比奇洛则相信，使用低温的时间可安全地突破几分钟的限制，延长到几个小时。为此他瞄上了土拨鼠，开始研究这种动物冬眠的秘密，试图获得某些启示，找到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