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餐厅笑话段落还引起我注视另一个问题。这时候并没有部长在场，库尔威茨上校表现的就是自己希望在同事中留下的印象。问题是他和下级为什么不约而同地喜好逗乐，库尔威茨上校为什么要那样一波两折地“秀”自己的幽默感？从个体官员来说，他们为什么要冒着依然还存在的不大不小的危险说这些政治笑话，他为什么要嘲笑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嘲笑自己本来应该效忠的最高领导？从《别人的生活》这部影片中我们看到，这些大小官员是在大家一起说，上下一起说。我们也看到，这并不妨碍库尔威茨上校在电话里向总书记保证找出撰写暴露阴暗面文章的作者。这种餐桌上的政治风波对于我们中国观众来说一点也不陌生，因其参与者位极人臣者和贩夫走卒皆有，思想解放、先锋，论题关乎大体，曾被一位著名学者称为“餐桌上的政改风暴”。但是，就库尔威茨上校在影片里的其他动作来看，他这里的幽默感是对犬儒主义的公然肯定而不是像奥普曼·威茨格尔那样准备做出自己的行动来改变自己的生存本质，来完成自己对自己的救赎。他说些政治笑话只是为了表示自己对那个体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有所认识，他要明确地表明自己与那一套思想和话语的间离和自觉。

幽默感和刚硬的极权主义话语的确是格格不入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早在20世纪初的苏联，巴赫金就论述过这一点：“权力、镇压和权威永远无法以笑的语言发话。”

联系我们周围的社会现实进行观察，这种用幽默表示出态度的行为方式和心态很有研究价值。这种犬儒主义指导下的自觉会导引出什么生存选择因人而异，千差万别。库尔威茨上校多次提醒奥普曼·威茨格尔，对作家的监视对他们两人的地位、升迁影响巨大。我们看到，库尔威茨上校还在向博士衔上校进军，他花200马克买来一篇论文--《论对艺术界各种性格类型政治意识形态异己分子的监控标准》。不仅如此，他还非常具有“历史感”地劝告奥普曼·威茨格尔：对这种人不能多接触，因为你会被他们记录下来。我们看到，犬儒主义的心知肚明和看破红尘对于一个人的生存选择和权力感、金钱的取舍来说影响是怎样多向的，很多时候是靠不住的。后极权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在信念坍塌之后丝毫不妨碍清醒而疯狂地夺取金钱或享受权力。在监视作家的行动失败后，库尔威茨上校在现实利益前失去了他的幽默感，他把奥普曼·威茨格尔派去拆公民的信件：“今后20年，你都将在那里拆信。”他非常怕自己被作家们记录，但是历史还是被记录下来了。他发出让奥普曼·威茨格终生拆信的命令是1985年3月11日下午3点过后不久，4年零5个月之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被人们踩塌了。听到这消息，奥普曼·威茨格尔和几个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平静地起身，走出了那间灰暗的拆信办公室，那个当年在餐厅讲政治笑话的小伙子也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