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海军历来具有舰上训练的传统，加上国会自民兵时代便已形成对建立职业海军根深蒂固的反对态度，海军向军事训练职业化迈进的步伐因此被大大延误。虽然改革派几十年来一直大声疾呼对军官进行更为常规、更加广泛的训练，哪怕这意味着为此建立一所有悖民主原则的精英式学校，但局面依旧毫无改观。当时，海军已经开始使用蒸汽驱动的军舰，这样的军舰需要更多技术培训。此外在1842年，陆军部长的儿子菲利普·斯宾塞（Philip Spencer）和另外两名在“萨默斯”（Somers）号军舰上服役的军官被控兵变，未经审判便被处以绞刑。船长亚历山大·S·麦肯齐（Alexander S. Mackenzie）擅自决定绞死三人的做法引起了轩然大波，公众议论纷纷，即便是最为顽固的保守派也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提升海军军官素质。1845年，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被任命为海军部长，此后不久便率先开始实行改革。

班克罗夫特对西点军校的运作模式进行了仔细研究。他对迟迟未获国会批准备感失望，于是通过陆军部将位于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塞文堡由陆军移交给海军，并在那里建起美国海军军官学校。军校首任校长是海军中校富兰克林·布坎南（Franklin Buchanan）。教学大纲按2-3-1的基础制订（两年在安纳波利斯军校学习，三年海上培训，最后一年在教练船上实习）。五年之内，共有90名毕业生获得海军委任状。1851年，军校又制订了一份为期四年、附带夏季巡航的常规教学计划。和陆军军官学校一样，海军军官学校代表了海军军官职业化发展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19世纪40年代，早已跟不上时代步伐的海军军官委员会（该委员会可以追溯至1815年，由三位高级军官组成，负责为海军部长出谋划策）在1842年被五个海军局（军械与水文局，医药与军医局，船坞与码头局，建筑、设备与维修局以及给养与衣物局）外加一支（专门负责汽船的）工程兵部队取代，以使海军事务管理实现专门化，变得更加职业。

不少建国以来一直阻碍军事发展的政策被陆续废除，这对1815年后职业军官部队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意义。1783年之后，国内就军队应当具备何等规模，以及在战时该扮演何种角色等问题并没有明确共识。这一点在印第安人战争和1812年美英战争中一再体现。不仅如此，任命军职在当时成为一种纯粹寻求政治庇护的行为。无论是联邦党人还是民主共和党人，各政治派别为了扩张势力，将军职任命与晋升变成了拉拢政治关系的公开闹剧。侧面任命（将青睐的非军职人员直接任命高级职务）的现象比比皆是。军官们出于生存需要，变得高度政治化，职业素养反倒无足轻重。

不过，情况从1815年开始好转。首先，当时的军官队伍中并没有严重缩编的真实威胁；其次，侧面任命的现象也开始减少。军官们可以对作为军事专业人员拥有一份稳定的职业有所期盼（尽管待遇低下，晋升缓慢），并且开始养成针对这一角色所必须具备的态度。军官们开始学习一技之长，这些技术不仅对他们自身，亦对其所在军种有所帮助。此外，他们还学会将政治与军事生活区分开来。正因为如此，军官们变得对自己所在军种和国家，而非自身政治盟友或个人所在地更加负责。他们体现出一种自豪感，将自己视为具备军事技巧的内行专家，履行国家赋予的神圣职责。西点校徽上镌刻的文字——责任、荣誉、国家——由此成为军官们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