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曼达·特拉维斯喜欢的有：黑色，健身中心的午间动感单车课，她在丘比特社区的纯白色临海单身公寓，毫无主见的陪审团，那些总觉得妻子不理解自己的男人。

她不喜欢的有：灰色和粉红色，公寓落地窗外的气温降至六十五华氏度以下，不听她建议的当事人，去酒吧时被要求出示身份证，五花八门的昵称和绰号。

她不喜欢的还有：牙印。尤其是那些被拍成照片放在被告席上的牙印，数日之后依然清晰可见，像深紫色的文身，刺在一片芥末色的淤青上，看上去像是在嘲笑她。

阿曼达甩了一下头，免得齐肩长的金发耷拉在脸上，然后把那几张照片塞到一叠黄色横条的公文纸底下。接着，她拿起铅笔，装出一副奋笔疾书的样子，像是在记什么重要的东西，但其实写的是“别忘了买牙膏”。这是做给陪审团看的，以防他们中有谁正在注意她。不过，这很值得怀疑。就在今天上午，她发现一个陪审员在打盹—那是个有些谢顶的中年男人，留着一头罗纳德·里根式的头发。她叹了口气，扔下笔，往椅子后面一靠，撅起嘴，做出要说反对的样子。动作并不大，但足够让陪审团知道她对证词的看法。她要让他们相信，这些证词并不能说明什么。

“他冲我大吼大叫。”证人席上的姑娘一边说，一边心不在焉地举起一只手，用力地扯自己的头发。她瞥了一眼被告席，扯下几根根部是黑色的白发，缠在宽宽的假指甲上。“他总是冲我大吼大叫。”

阿曼达又拿起铅笔，在购物单上即兴加了一条：史都夫牌奶酪意大利面。还要买橙汁，她这样想着，在纸上龙飞凤舞地涂了几笔，好像刚刚想起了案件的某个要点似的。这个夸张的书写动作使得公文纸底下的照片露了出来。于是，当事人留在证人身上的牙印又出现在眼前。

令她头痛的正是这些牙印。

她也许能够避重就轻、混淆视听，用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和强词夺理式的质疑征服陪审团，但对这些可恶的照片却无计可施。它们将决定她当事人的命运，并像完美无瑕的皮肤上出现一道碍眼的疤痕那样，彻底毁掉自己保持了将近一年的好名声—为穷人和不幸的人辩护，打赢毫无希望的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