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美国是英国文化的产物。这并不奇怪，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主要领袖几乎都是来自不列颠的英格兰人，最初的居民绝大多数也是英国人，其他国家的移民只能被英国人同化。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尽管还有大量法裔少数民族）和新西兰，这一现象更加明显。为了便于描述英裔人口的散居现象，我们可以使用“盎格鲁-美利坚”（Anglo-America）或者“英语文化圈”（Anglosphere）这样的专有名词，这与“大中华区”是一个意思。关于英国人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我们将详细讨论。现在我们要先讨论与“西方”有关的另外一个问题。

今天，当我们审视那些差异极大的西方国家，如果我们希望寻找某种将它们联系起来的东西，最强有力的共同因素是，它们都希望执行“盎格鲁-美利坚”标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人在国家重建期间，很乐意接受“盎格鲁-美利坚”人的建议。与其他欧洲人一样，今天的德国人也愿意接受“盎格鲁-美利坚”大众文化和政治文化的统治地位。尽管意大利、波兰和塞尔维亚的社会现实迥异，但是它们都希望实施“盎格鲁-美利坚”标准。

我们这样说的目的，并不意味着“盎格鲁-美利坚”标准是最优秀的，而是说它们占据着统治地位，非常“时髦”，甚至具有“支配”力量。从18世纪开始，欧洲大陆的人们便试图效仿英国文化，但是从20世纪中期开始，他们又开始效仿美国。

然而今天，英美两国正在为各自的社会问题和失误深为忧虑。他们开始重新评估自己的过去和未来，甚至有人认为，他们正在被中国赶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