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排斥“思想”，莫言的文学思想与小说作品的主题，往往具有浅薄与破碎的特点。莫言曾在《天堂蒜薹之歌》初版的卷首，杜撰了一段斯大林语录：“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说家总是想关心人的命运，却忘了关心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他梦中听到的“斯大林”的这一通高论宏议，给人一种文理不通、莫名其妙的印象。“小说”作为一个客体的自在之物，怎么可能自己“逼近了政治”呢？为什么关心“人的命运”与关心“自己的命运”，竟然是一种对立关系而不是同一关系呢？在这里，莫言显然缺乏一种彻底而坦率的精神；他完全曲解了小说家的主体责任：应该有所为的是人，而不是物；伟大的小说家应该勇敢地关心人类的命运，而不是仅仅关心“自己”的利害得失。所以，这句话似乎应该这样说：“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政治却自己逼近了小说。小说家总是关心自己的命运，却忘了想关心人的命运。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这样来表达小说家的“悲剧”是不是会更准确一些呢？是不是显得更有“思想”一点呢？

一个作家固然应该对世界和生活抱着多元和包容的态度，应该给一切可能性的意义探索和价值的生成留下空间，但是，他不能是一个放弃原则和立场的相对主义者。他必须有自己对善恶、是非、真假的基本态度和鲜明立场，必须确立一种更可靠、更具有真理性的价值体系，否则，他的写作就将成为一种游戏化的写作，成为一种缺乏意义感和内在深度的写作。然而，莫言的写作似乎缺乏一种稳定的价值基础，缺乏博大而深刻的意义世界。在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泛滥的语境里，他无力建构一个批判性的叙事世界和积极的价值体系。他接受相对主义，认为面对吊诡的历史，“很难分出谁是谁非”，而文学叙事面对“历史现实”，也必然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把小说中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进行比较的批评，是类似于堂吉诃德对着风车作战的行为，批评者自以为神圣无比，旁观者却在一边窃笑”（《高密东北乡散记--〈丰乳肥臀〉日文版后记》）事实上，小说作为一种还原真相和建构意义的行为，本身就是对所谓“真实历史”的“比较的批评”，是对它的严肃的矫正和堂吉诃德式的“作战”。由于陷入一种严重的相对主义迷幻状态，所以，莫言无力创造和表现那种清晰、有力量的价值图景，也无法清晰地区别美丑、雅俗、高下，缺乏一种创造性的审美平衡能力，--他常常单向度地渲染一种情调和行为，这种渲染虽然能给人留下尖锐而深刻的印象，但也显得苍白、空洞甚至无聊。例如，他在《丰乳肥臀》中对恋乳癖的渲染、《红高粱》和《檀香刑》中对暴力的渲染，就给人一种缺乏价值指向和意义深度的感觉。他说：“我发现了人类灵魂中丑陋的东西，但我也发现了丑陋中包含着的美好情愫。对乳房的眷恋到了痴迷的地步，这是一种病态，但变态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往往也是美的极致。”（《高密东北乡散记--〈丰乳肥臀〉日文版后记》）在“丑陋”中发现“美好情愫”，这似乎并不容易，就像在冰中发现火一样难。尽管某些批评家通过一种不靠谱的“过度诠释”，肯定了《丰乳肥臀》等作品的“意义”，但是，就莫言小说作品的实际情况来看，“美好情愫”却非常稀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