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名篇，如《京华烟云》《围城》《啼笑姻缘》《天香》等，也都带了些“文人气”“学者气”。

莫言身上难得有这样的“文人气”“学者气”，倒是他文章最大的缺陷之一，而不是什么优长--因了这个，他长篇，“一部接一部，在叙述方式上并不重复自己”，但形式上的花哨，不能掩盖背后内容上的无法调和，以及一些地方的“单薄”。

那代人欠缺、有害的教育和“层层叠叠积重难返的教条”，带出了他这个叛逆，可惜，他的“叛逆”与“原创力”，多半体现在形式上，体现在表面的主题上，其精神、思想内里、核心，因着土壤的荒芜、贫瘠而有“毒”，再也上不去了，开辟不了能把全人类纳入一种两难状态的宏大结构，把我们难以想明白的东西填下去，从而提出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营造一些无穷无尽的话题，到两可两不可的境界去，使每一代人都得不出结论，却一定会被进入、卷入，投进思考，获得巨大的阅读经验。

他是有过这样的决心或信心的。

如说：

思想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你将达到的高度，这里没有进步、落后之分，只有肤浅和深刻的区别。

我比很多中国作家高明的是，我并不刻意地去模仿外国作家的叙事方式和他们讲述的故事，而是深入地去研究他们作品的内涵，去理解他们观察生活的方式，以及他们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红高粱》表现了我对历史和爱情的看法，《天堂蒜薹之歌》表现了我对政治的批判和对农民的同情，《酒国》表现了我对人类堕落的惋惜和我对腐败官僚的痛恨。这三本书……是一个被饿怕了的孩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实际上，莫言的长篇小说很难具备太多思考的品性，缺乏那种永远无解的、形而上的悲剧精神。

《红楼梦》的主题具备了这样伟大的品性：多疑而小心眼的林黛玉，不具备做妻子的品格，怜香惜玉的“护花使者”贾宝玉，也不具备做丈夫的品格。人们为情动容，都希望他俩结合，但“大意义上的精神战友，难以消受日常生活的琐碎”，即使把他们生生分开的王熙凤、贾母早死，其悲剧也是不可免的--我们无法想象二人在一起做夫妻、过日子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