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使我们相信刽子手不管杀人对不对，只管按所吩咐的方式杀人，杀得心安理得，把活儿依要求做好，做好了不仅无罪感，而且很自豪，作者又特意说出了道理，实际是在向我们作必要的解释--起码他是把它们当作解释的：

小的下贱，但小的从事的工作不下贱，小的是国家威权的象征，国家纵有千条律令，但最终还要靠小的落实……只要国家存在，就不能缺了刽子手这一行。眼下国家动乱，犯官成群，盗贼如毛，国家急需手艺精良的刽子手。

干咱这一行的，一旦用白公鸡的鲜血涂抹了手脸后，咱就不是人啦，人间的苦痛就与咱无关了。咱家就是皇上的工具，咱家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法律。

孙丙忍受了这样的酷刑，他已经成了圣人……多活一天就多一份传奇和悲壮，就让百姓们的心中多一道深刻的印记，就是在高密的历史上也是在大清的历史上多写了鲜血淋漓的一页……

但是，中国人的亲情胜于血，舆论很可怕，伦理讲回避，女儿的公爹和丈夫不加回避，亲自操刀，把亲爹杀了，如此冷静，如此从容，如此专致，如此顺当，只出过一小点差错，谁信？

况且，这么大量地描写杀人的过程细节，意义何在？

为把人物形象打造得更加丰满？为可更见得我们历史与文化的黑暗、畸形？也为把自己的才气和想象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都不失为一个大的创作策略，但它又是以人物的形象失真和历史失真为代价的。

从小说内容上看得出，作者的确收集来了不少的历史资料与故事传奇，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写到这里时，他的聪明就全用在对如何杀人的身临其境般地描写上了。刽子手也从孙五那样的“不像人”下跪，变成了法的象征，国家的荣耀……

核子在此，那么，它的“爱情”发生过程的莫名其妙，在某些唱词唱腔上的泛滥浮夸，就都不足为怪了。

莫言的又一个走到极端的话题是两性关系。他尤其愿意表达女性人物情欲的裸露状态。

《红高粱》里的“我奶奶”尚不很分明，到《檀香刑》时，终于有了个女主角眉娘，和县太爷钱丁挂上，弄得满城风雨，公开地有伤风化。

这情感故事就不再像发生在古时有条件妻妾成群的知县大老爷与民女之间，倒更像现今一夫一妻制下的村儿里作威作福的村长与民妇偷情。

具体描写时，表面上作者想把眉娘写成情欲“解放”了的主儿，实际效果上整个儿玄虚不实，矫情做作，不可信，不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