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果说上述的“歌式”，主要是从语言修辞的角度确定“歌病”，那么，10世纪初（公元905年）著名歌人纪贯之为《古今和歌集》撰写的两篇序言—“真名序”（汉语序）与“假名序”（日语序），则套用《诗大序》的“诗有六义”说，即“风雅颂赋比兴”，进一步从题材（风雅颂）与抒情言志的方式方法（赋比兴）这两种角度，为和歌划分出题材类型与抒情方法的不同种类。这就为和歌的评判与鉴赏，提供了较之语言声韵更高一个层次的、更具有文学性的层面和切入点。其中，由于“真名序”使用汉语表述，一些概念、提法尚不可能摆脱汉字概念，特别是将“风雅颂赋比兴”直接套用于和歌，称作“和歌六义”难免生硬，但“假名序”就不同了，作为第一篇用日语写作的歌论文章，意义重大。该篇序言用日语写作，为摆脱汉语的表达方式乃至中国诗论的束缚提供了可能。与“真名序”对“六义”的直接套用不同，“假名序”并非原封不动地使用“风雅颂赋比兴”的概念，而是用日语做了解释性的翻译，分别称为“讽歌”、“数歌”、“准歌”、“喻歌”、“正言歌”、“祝歌”，这既是对汉语“六义”的翻译，也是改造和阐发。两序在对六位著名歌人加以简单批评的过程中，使用了“心”、“情”、“词”、“歌心”、“诚”、“花”与“实”等词汇作为基本的批评用语，与中国古代诗论中关键词的使用有所不同，作者对这些词汇未做任何阐释与界定，却为此后这些词语的逐渐概念化、范畴化打下了基础，也初步显示了日本歌论的民族特点。同时，作者还体现出了明确的“倭歌”或“和歌”的独立意识，作者称：“和歌样式有六种，唐诗中亦应有之。”本来“六义”来自中国，却说“唐诗中亦应有之”，听上去好像和歌“六义”与唐诗“六义”是平行产生似的，甚至和歌“六义”更为元初。说和歌“始于天地开辟之时”；“天上之歌，始于天界之下照姬；地上之歌，始于素盏鸣尊”，这就从起源上否定了汉诗与和歌形成的渊源关系。不仅如此，“假名序”还体现出了和歌与汉诗对峙与竞争的意识，认为汉诗的盛行导致和歌的“堕落”，又将汉诗称为“虚饰之歌、梦幻之言”。这表明，平安时代的日本歌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和歌与汉诗的不同，并有意识地开始确立和歌特有的审美规范，自觉地与汉诗相颉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