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居宣长的物语论，也是建立在和歌论的基础之上的，但他没有囿于此前长期流行的和歌论概念，而是独辟蹊径，提出了“物哀”这一新的范畴。他在研究和歌的专著《石上私淑言》（1763）一书中，认为和歌的宗旨是表现“物哀”，为此，他从辞源学角度对“哀”、“物の哀”进行了追根溯源的研究。他认为，在日本古代，（aware）是一个感叹词，用以表达高兴、兴奋、激动、气恼、哀愁、悲伤、惊异等多种复杂的情绪与情感。由于日本古代只有言语没有文字，汉字输入后，人们便拿汉字的“哀”字来书写“あはれ”，但“哀”字本来的意思（悲哀）与日语的“あはれ”并不十分吻合。“物の哀”则是后来在使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个固定词组，使“あはれ”这个叹词或形容词实现了名词化。本居宣长对“あはれ”及“物の哀”的词源学、语义学的研究与阐释，以及从和歌作品中所进行的大量的例句分析，呈现出了“物哀”一词从形成、演变、到固定的轨迹，使“物哀”由一个古代的感叹词、名词、形容词，而转换为一个重要概念，并使之范畴化、概念化了。与此同时，在《紫文要领》（1763）一书中，本居宣长以“物哀”的概念对《源氏物语》做了前所未有的全新解释。他认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站在儒学、佛学的道德主义立场上，将《源氏物语》视为“劝善惩恶”的道德教诫之书，是非常错误的。而实际上，《源氏物语》乃至日本传统文学的创作宗旨、目的就是“物哀”，即把作者的感受与感动如实表现出来与读者分享，以寻求他人的共感，并由此实现审美意义上的心理与情感的满足，此外没有教诲、教训读者等任何功用或实利的目的。而读者的审美宗旨则是“知物哀”，只为消愁解闷、寻求慰藉而读，此外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功用的或实利的目的。在本居宣长看来，“物哀”与“知物哀”就是感物而哀，就是从自然的人性与人情出发，不受伦理道德观念束缚，对万事万物的包容、理解、同情与共鸣，尤其是对思恋、哀怨、寂寞、忧愁、悲伤等使人挥之不去、刻骨铭心的心理情绪有充分的共感力。而在所有的人情中，最令人刻骨铭心的就是男女恋情。而在恋情中，最能使人“物哀”和“知物哀”的，则是悖德的不伦之恋，亦即“好色”。《源氏物语》中绝大多数的主要人物都是“好色”者，都有不伦之恋，包括乱伦、诱奸、通奸、强奸、多情泛爱等等，由此而引起的期盼、思念、兴奋、焦虑、自责、担忧、悲伤、痛苦等，都是可贵的人情。只要是出自真情，都无可厚非，都属于“物哀”，都能使读者“知物哀”。由此，《源氏物语》表达了与儒教佛教完全不同的善恶观，即以“知物哀”为善，以“不知物哀”者为恶。在本居宣长看来，“知物哀”是一种高于仁义道德的人格修养特别是情感修养，是比道德劝诫、伦理说教更根本、更重要的功能，也是日本文学有别于中国文学的道德主义、合理主义倾向的独特价值之所在。

就这样，本居宣长在对《源氏物语》的重新阐释中完成了“物哀论”的建构，并从“物哀论”的角度，彻底颠覆了《源氏物语》评论与研究史上流行的、建立在中国儒家学说基础上的“劝善惩恶”论及“好色之劝诫”论。“物哀论”既是对日本文学民族特色的概括与总结，也是日本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试图摆脱对中国文学的依附与依赖，确证其独特性、寻求其独立性的集中体现，标志着日本文学观念的重大转折和日本古代文论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