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和歌集序》对“心”的第二个规定：“心”是文学作品的内容。

与此相对的是“心”之外在表现的“词”。既然“人心”是作品的精神本原，作品是心的外在显现，将“心”加以显现的，则是“词”（辞），亦即语言。在日本古典文论中，《古今和歌集序》最先提出了“心”与“词”这一对范畴，成为此后日本古典文论中的基本范畴之一，“心”“词”之辨也是此后日本古典文论中的重要论题。关于心与词的关系，《古今和歌集假名序》在评价平安王朝初期的歌人在原业平（825-880）的时候说：“在原业平之歌，其心有余，其词不足，如枯萎之花，色艳全无，余香尚存。”在这里，“心”与“词”是一对矛盾范畴，用现代术语来理解，“心”是内容，“词”是形式；“心”是思想感情，“词”是语言表现。“其心有余，其词不足”，就是内容大于形式、精神溢出语言。日本文论中的这一“心”与“词”之辨，与中国文论中的“言”“意”之辨，其形态基本相同。

《庄子·天道》云：“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讲的是言与意的关系。汉代杨雄《法言·问神》：“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言之文也，天地之心也。”宋代欧阳修《六一诗话》云：“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明代胡应麟《诗薮》云：“乐天诗世谓浅近，以意与语和也。若语浅意深，语近意远，则最上一层。何得以此为嫌！”这些讲的都是“心”与“词”的关系。但比起日本的“心”与“词的单纯性，中国文论中的表述要复杂得多。其中，在许多情况下，“心”又表述为“意”。《说文解字》对“意”的解释是：“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从心，从音。”可见“意”从“心”来；“词”在中国古典文论中又常常表述为“言”或“语”，而“心词”关系则又表述为“言意”、“语意”、“言心”、“意心”等不同的范畴。从比较语义学的角度看，日本的“心”与“词”之辨，是对中国的言意之辨的简化。在日本古典文献中，有“言”字，日本人训读为（koto），相同读音者还有一个“事”字，可见在日语中“言”与“事”同源。“言”是“事”的反映，“事”是“言”的内容。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这里讲的实际上就是“言”与“事”的关系。日语中的“言”与“事”词义与此相吻合。不过，日本古典文论中的“词”，不是孔子所说的“辞达而已矣”的“辞”。孔子所说的“辞”是一般的语言表达，而不是文学性的表达，在这种前提下，“辞达而已矣”讲的是辞（词）只求达意，不必做过分华丽的修饰。而日本古典文论中的“词”读为“ことば(kotoba)”，又可标记为“言葉”，又有“詞花言葉”（しかことば）一词，可知在日本人看来，“词”是花，“言”是叶，“词”比“言”更具有美化装饰意味。换言之，“词”是指美化了的“言”或“语”，亦即文学语言。所以，当指称文学语言的时候，日本古典文论中很少使用“言”字或“语”字（“言”与“语”在古代日语中的意思基本相同，都是指词语、言语），而是通用“词”字。这样以来，“词”就不仅指文学语言，更指文学的修辞性与外在形式、整体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