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华兹华斯兄妹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品味的建立者，他们提供了获取快乐与丰富想象力的新形式，但威廉本人亦是久远传统的继承人，所以我们不妨视他为改造者--一个改变历史的杠杆支点，或推进徒步旅行史前进的催化剂。然而，他的前辈并不常在公路上行走。他的后代也很少在公路上行走，因为汽车已使道路再度危险和可怕。虽然在华兹华斯之前许多人出于需要而徒步旅行，但很少人会为徒步的欢乐而旅行，因此历史学家们便推断欢乐行走是一种新现象。而事实上，行走早已成为重要的活动，虽然不是作为旅行。华兹华斯的行人前辈很少沿公路旅行，他们大多选择漫步于花园与公园。

花园小径

十九世纪中叶，梭罗写道：“行走时，我们自然前往田野和树林，如果我们只在花园或林荫广场行走，情况会如何呢？”对梭罗而言，人类想要融入自然风景的欲望并非是随着时代变迁后天习得的，而是人类顺应本能的结果--此处的本能意指人类永恒不变的本性，而不是历史所赋予我们的特性。虽然今日许多人去田野和树林散步，然而他们的散步是人类自三百年前起所培养的某些信仰、品味和价值传承的结果。在那之前，那些寻找欢乐和审美经验的特权阶级，确实只在花园或林荫广场行走。人类品味自然的历史非常独特，它确立于卢梭的时代、并在我们时代发扬光大，它已使自然本身成了一种文化。要了解人为何怀着既有的目标走入特定的风景，我们首先必须了解此种渴望融入自然的爱好是如何形成，又如何从英式花园传承开来。

我们容易以为人类文化的基础是自然，但任何事物的基础都有建立者和起源--也就是说，文化基础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而非生理进化带来的。正如十二世纪文化大革命将浪漫爱情首先建立为文学主题、而后才是体验世界的方式那样，十八世纪人们孕育出了一种对自然的热爱，若非如此，威廉·华兹华斯和多萝西·华兹华斯不会选择在隆冬长途跋涉并中途绕道去欣赏瀑布。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接二连三的革命创举前无人喜爱或欣赏瀑布；只是一种文化架构的形成能将此文化进一步推广到更广泛的群众中去，给予他们某种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赋予他们某种自我救赎的价值观，而外在环境的改变会使人们对此理念更能感同身受。此类革命对爱好自然、力行走路的影响深到无以复加。迄今为止，它重塑了知识世界和肉体世界，将许多旅行者送到了不知名的远方，创造不计其数的公园、保留地、小径、向导、俱乐部和组织，以及许多十八世纪前未曾有过的艺术与文学形式。

一些影响鹤立鸡群有如地标，为后人留下了可追踪的遗产。但最深刻的影响如细雨润物般渗入文化风景、滋润日常生活。这样的影响很难被察觉，因为它们如此理所当然有若天地之理，仿佛我们自古以来便是如此审视世界。对此深有同感的雪莱曾写过这么一句：“诗人是世界不被承认的立法者。”雪莱笔下的这种影响使浪漫主义者热爱风景、野地，追求朴素，对大自然理想化，将行走于风景之间视为人与自然的交流，渴望一种简约、纯粹、孤独的生活。也就是说，行走虽然是自然，或者说是自然史的一部分，但选择以行走于风景之间来作为沉思、冥想或审美经验则有特殊的人文根源。该历史对梭罗来说早已根深蒂固、也引领行者们愈走愈远--步行历史的演变毫无疑问与人们对步行地点的口味变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