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泽当场也不好说得太认真，如果答应带她去东京，就得负起所有责任。现在连她能不能找到工作都还是未知数，再去酒吧还好，反正到处都缺小姐，随便在新宿或哪里都可以落脚，问题是要找个可以唱歌的夜总会就没把握了。总之，当天他照她含蓄开出的价码给了双倍的钱，因为考虑到妈妈桑可能会抽成。

矢泽自那趟写生之旅返家后仍一直无法忘记明美。才过了一个月，他就找了个借口对铃惠说要去山阳地区写生。并事先找熟悉这方面的友人帮他打听夜总会的业界情况，得知如果是做普通陪酒女还好说，一个在乡下酒吧唱歌的女人，突然要站在东京夜总会的乐队前献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即便如此，矢泽还是启程去山阳海港见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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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把明美这种女人从山阳海港带到东京，矢泽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他当时已迷失自我，不过也不算完全丧失理性，做这件事时多少还是有些迟疑。把这么年轻的女人带到东京可不是件小事，必须负起所有的责任，自己真能坚持到底，一直照顾她吗？能够不在中途被妻子发觉吗？万一被铃惠发现，就必须和明美分手了吧。但既然是自己把明美带来东京的，怎能不负责任地甩下她呢？种种忧虑令他极为不安。

然而，这种理性的权衡很容易与踌躇犹豫混淆不清，使人错将踌躇当成缺乏勇气。矢泽极力激励自己，终于在第三次前往港都时答应带明美去东京。那是受到事态发展逼迫，在不容他退缩的气氛压迫下骑虎难下，再加上说不定会一切顺利的乐观期待，闯入这种脱轨状态时半虚无的心态也在心理上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矢泽拜托在那个领域人脉颇广的友人，好不容易让新宿某家既可以唱歌，又有一般夜总会服务的夜店答应雇用明美，并在大久保后巷替她租了间公寓，从押金到权利金总共花了他将近二十万。三万元的房租，暂时也得按月替她缴付。

能做这么大的牺牲，也是因为矢泽如今在画坛已广为人知，画开始卖得出去了，还找到了虽不算一流但也还过得去的画商合作。换言之，他已经爬到之前憧憬已久的地位，可以瞒着负责和画商交涉的经纪人妻子，偷偷把画交给画商，借此换些私房钱了。十年前就开始怀抱的愿望如今成真，令他欣喜若狂，再没有比享受秘密的金钱自由和行动自由更大的愉悦了。

虽然还比不上某些大师随便挥笔写个短句或签个名，值不了好几万的价格，但聚沙成塔，还是能获得相当可观的收入的。短句和签名本是画家的余技，不管怎样都不会影响本业。不过，需要一笔较大的款项时，还是得正经地画油画。

可如果作画，就不可能瞒着铃惠偷偷进行。虽说除非有事，否则工作期间外人禁止进出画室，但对铃惠来说，画室就相当于客厅的延长区，素来来去自由。作为经纪人，进入画室商量工作事宜也是理所当然，因此矢泽想骂也无从开口。

不得已，矢泽只得选择趁户外写生和写生旅行时作画。在旅馆里把画商要求的画完成后，先去画商那里交货再回家。此外，他还在明美的公寓里放了一些小品。至于铃惠那边，只要说声“画不出来”，再买张新画布回去就行了。画家在外旅行时，画不出来或画得不满意而愤而把画布割破是常有的事，铃惠也不会起疑。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一次画两张，把其中一张交给画商后再回家。刚把明美接来东京时，矢泽常常这样勉力赶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