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胡十六国时期开始，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呈加速之势。唐代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一诗中吟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实际上，南朝的寺院远不止480座。早在东晋时，南方的佛教寺院就已经超过了1700座，至南朝梁，已经达到2846座了。北朝的数字还远高于此，北魏有寺庙3万余处，僧尼近200万人。到北魏分裂之后的北齐、北周时代，北方的寺庙达4万处，僧尼近300万人。

佛教不仅仅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在中国流行，其文化、思想更是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佛教的绘画、建筑、雕塑艺术都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保存至今的四大石窟：敦煌的莫高窟、大同的云冈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就是佛教建筑、雕塑艺术影响中国的典型代表。

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外来宗教还有袄教，中国史籍中又称之为拜火教、波斯教，等等，袄教这一专有名称正式出现是在隋末唐初。起初，人们认为这是对源自波斯的琐罗亚斯德（Zarathustra）教的称呼，但近来学者们纷纷提出，传入中国的袄教是琐罗亚斯德教的粟特变种。大约在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初，袄教已经随着粟特商人进入中国。目前发现的西晋永嘉五年（311年）的“粟特文古信札”中，已经出现了关于袄教的信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有很多是信仰袄教的，如后赵政权（319—350年）。在此期间，还设有专门管理袄教的官员——萨甫。

袄教作为一种宗教形态，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五个世纪之后，因政府的取缔而消失，当然它对中国社会以及一些民俗文化产生的影响，在后世中国源远流长。

两汉是陆路丝绸之路发展、繁荣的时期，是中西方交流、对抗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也是中西方第一次真正的接触期。中西方的遭遇，不仅对西方社会的变迁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也为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