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敏成了设备部门的一名文员。她的部门负责追踪管理冲床、磨床、轧床这些做手机零件的机器。一本厚厚的文件夹记录着每一台机器的状况和历史，就像一个哑巴病人庞大的病历。敏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文件按顺序整理好。八个工人一间房；一餐伙食包括米饭，三菜一汤，有荤有素。办公时间一天十个小时，有时候周六或周日休息。敏一个月赚八百块，是她过去那个工厂基本工资的两倍。

三个星期后，我第一次遇到敏。她矮小结实，一头卷发，眼睛乌黑，目光敏锐。像许多中国农村的年轻人一样，她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还小。她可能十五岁，或十四岁，甚至十二岁，像一个穿着工装裤和运动鞋的假小子，不耐烦地盼着长大。她有一张娃娃脸，圆圆的，对世界无所保留，神情里充满着孩子的怡然自得。

我是在一个叫林雪的朋友家里见到敏的。林雪为一家杂志撰稿，杂志的目标读者是打工族。我之前跟林雪说起我在给《华尔街日报》写一些有关年轻打工女孩的文章；林雪的妹妹在工厂打工，还邀了一位同事一起来，她就是敏。那个时候我见过许多打工族，对敏这样的故事已经很熟悉了。

“我从湖北的农村出来，家里五个孩子，我老二，”她对我说。“父母是种地的，家里条件不好。”

“我跟我姐姐一起出来，她去深圳了。我们想在同一个地方打工，但是我们又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打工，”她说。

她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

“为什么不能？”我问。

“因为我们总是吵架，”然后她笑了起来。

敏什么事情都愿意说。她不像我认识的大部分中国人，很显然她挺喜欢讲自己的故事。我对她好奇，她对我也同样好奇： 敏后来告诉我，她那天来林雪家是因为想“看看美国人长什么样”。我唯一担心的是她可能太安稳了——手上有一份稳定的办公室工作，或许她生活里最戏剧性的一段已经过去。其实我完全不需要担这个心。

我们认识的那天，敏跟我说她的人生规划。她要在东莞工作七年，寄钱回家以报答父母养育她成人，这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观念： 孩子要报答父母，感谢父母的生养之恩。等她二十三岁的时候，欠父母的恩情已经还清，她就会回到老家，找个人结婚。

她那天心情很好。她已经“从车间里出来了”，就像打工族说的，跨过了干脑力活和干体力活之间的阶级界线。“上帝还是公平的，”她说。“他让我辛苦了一年，但是给了我一个新的开始。”她刚满十八岁，却已经是开创新生活的专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