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每个月都在东莞住一到两个星期。我认识了一些年轻的姑娘，也碰到过许多跟我说完她们的故事然后消失的打工女孩，就像广场上我再也没有见过的那两个姑娘一样。她们的冒险精神令人吃惊。如果她们不喜欢一家工厂、某个老板或者同事，她们会头也不回地跳槽到另一家。她们向我讲述过去的经历，有时会跳过在某家工厂的某段时光，因为她们不记得了。老家的父母也不太清楚他们的女儿在忙些什么。生存，对打工女孩来说，是时时刻刻的眼前之事，看起来自由自在，但也烦恼不断。在城里讨生活，意味着切断她们所熟知的一切。

跟我最亲近的几个姑娘身上有一些共同点： 她们理解她们生活的戏剧性，也知道我为什么想要了解她们。我想她们对我的理解比我想象的更多。我来自美国，上过大学，论教育程度和社会阶层，我和她们相隔十万八千里。但是作为这座城市里的一个单身女人，我知道孤独是种什么滋味。我也被中国男人欺负过，被警察吼过，被巴士司机骗过。我也有交不交男友的两难抉择，也有父母担心我还是单身。2006年春天当我结婚的时候，一个最了解我的女孩让我吃了一惊。“你妈妈一定特别高兴，”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我觉得她是个传统的中国人。”

也许我和这些女孩之间最紧密的关联，她们永远都不知道： 我和她们一样，背井离乡。从美国的大学毕业之后，我去了捷克的布拉格。我在国外住了十五年，每隔一两年回家看一次父母，就像这些农民工一样。很长一段时间，我抗拒着中国的吸引力。在大学，我回避美籍华人组织，只上过一节中文课。我主修美国历史和文学，毕业论文写的是美国作家Larry McMurtry的西部小说。在布拉格，我给一份外侨报纸作有关捷克政治社会的报道。1992年的一个冬日，一对中国夫妇拖着箱子在泥泞的人行道旁用普通话向我问路。憋了很长时间，我才恨恨地、用他们的语言给他们指路——仿佛他们在逼我回到一个已经甩在身后的世界。

一开始，我对中国的兴趣很现实——20世纪90年代初，腾飞的中国经济吸引了全球的关注，能流利地说中文成了我的资本。1993年我去了香港，成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才开始阅读中国历史的书籍，终至乐此不疲。对我来说，中国永远感觉像一场考试，而我却荒于学习。两年之后我去了台湾，那里的人经常问我是哪一年“出去”到美国的——他们的潜台词仿佛是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在中国出生的。后来我去了中国大陆，也经常被问到同样的问题。这就是台湾和大陆的相似之处，虽然严格上来说，这两个地方直到最近关系才变得融洽些，但是两者比他们想象的更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