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我的情商低下。

在我们第一次争吵又第一次和好的两三个星期之后。我的敏感消失在那一阵子平顺的日子里，我们俩的“自我”，蠢蠢欲动，即将酝酿出又一次轻度的“情变”。

那是个黄昏，我在许友伦的住处，我们又一次为决定不了晚饭吃什么而陷入沉默。我们各自的提议都被对方一一否决，就在许友伦开始躁动的时候，我文艺病不定期发作，不合时宜地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 “你爱我吗？”许友伦听我问这句，猛地一回头，瞪着我问：“你说什么？”我被他回头的速度吓住，僵在那儿。

他长吁一口气站起来，边走向门口边抱怨到：“天黑了不懂得要开灯的吗，什么都要我做！”然后噼里啪啦地把客厅里的几个灯都打开。我尴尬又痛苦地在沙发里一动不动。他瞄了我一眼就扭身去凉台抽烟了。我从他的背影看到他强忍着才没说出口的三个字：“神经病。”

我眯着眼睛适应骤然亮起来的环境，适应不了，眼睛一酸，眼泪自动生成。

那确实是我想知道答案的问题。一个二十几岁的女的，在一个几度夕阳红的天色之下，问她的同居男友：“你爱我吗？”这个场景放在任何一个爱情小说里都不算坏情节。许友伦是学金融的，他的世界没有被小说感染太多，对他来说天黑了就要开灯，人饿了就要吃饭，而不是停下来对望和接吻，谁的眼神也不能照明，谁的口水都不能充饥。

我们处在几十平米的同一空间，却仿佛拥有两种质地不同的灵魂，它们像排异似的，在一个以爱为名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兼容的问题。

许友伦抽完烟回来发现我在掉眼泪，耐着性子过来坐在我旁边，伸手胡乱摸了摸我的头发问：“你也饿了吧，要不要出去吃饭了？”我在听到这句话之后甩了甩头，眼泪掉得更密集了。他终于完全失去耐心，“嗖”地站起来，开始大声讲广东话，边讲两只手还不停地挥舞着表达不满情绪的肢体语言。就算听不懂广东话，也没办法无视他的语气和肢体中大量的不耐烦，九个音节果然比四个音节丰富些，只听见“当哩个当，当个哩个当”，没几个复句之后就把我满脑子塞着的小说画面撕碎成一地鸡毛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