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在最低处

母亲生病以后，我和哥哥就成了没人管的孩子，一年四季也没洗过衣裳。父亲穿的衣裳都是谁家死了人以后，扔给他的—父亲帮他们看门，他们就把死人的烂衣裳胡乱收拾一大包给父亲！

每年秋天快要到来的时候，一身病的母亲便到别人家地里，把干枯的芝麻叶子和秋收后的红薯叶子一点一点捡回家，留着过冬吃—她很少去赶集买菜吃。

那时我们一家四口人，吃的红薯面都是用两只巴掌拍打成的锅巴子。每天早晨吃饭的时候，我们四口人都会粘一手的红薯面锅巴子。家里条件不允许，我们连一毛钱的小苏打都没买过，那时我们家每个夜晚的照明灯都是靠上级供应的洋油，每年口粮不够也是靠上级的救济和廉价的供应粮来维持，父亲拼命卖力用工钱跟他们兑换。

那些年要不是靠吃救济，我们一家人也许早就变成空气了。有一年春天，母亲用公社救济的布票从杨庙大队代销点裁了几尺花洋布，要用她那双巧手自剪自缝给我做一件花褂子穿。第二天早上，花褂子做好了，年幼的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这天中午，我穿着母亲做的花褂子屁颠屁颠地围着村庄走了一大圈，村里无论是谁看见我穿件花衣裳都会说：“扛事，你娘啥时候给你做了件花衣裳啊！”他们看着都觉得新鲜，除了公社救济，我小时候能穿件新衣裳简直比登天还难！

我们邻村的年轻人，每到秋收结束后，都会三个一群两个一伙拉起网子逮狗熬着吃。有的“聪明人”骑着自行车跑到几十里开外的长官集买专门给狗吃的迷药“三步倒”；还有人把羊骨头在我们村东地池塘边的空地上点燃，那香味能飘出十里八村……每次吃狗肉的时候，人们都跑回家拿个粗瓷大碗，我们家没有大碗，只能远远地闻着狗肉香。

父亲没有出过远门挣钱，母亲总是看不上我这位背驼如山高的父亲。有一次，他和同村一个人到淮南去拉了一车煤回来，中途却掉进河里。父亲走路抬不起脚，走路总是蹚着走。母亲只要看到父亲从地里背着个破粪箕子斜斜歪歪地回来，就气得说不出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