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不过是后脑勺震得疼，心里发慌，估计没什么大碍，我就站起来继续干活。我的“坚强”被全工地的人议论纷纷，大家都说我真傻，还有人好心提醒我：“你都这样了，休息半个月一个月照样给你记工。”大家都说我：“你怎么不歇几天？工头又没在这儿。”我觉得我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没出一点事是我上辈子积来的福分，也可能是阎王爷看我一家人可怜，不收我。我更觉得这场大难过后必有后福，我要好好活下去，不但要活下去还要活出人样来！姚家现在的清贫和各种艰难困苦是未来光明的前兆，所以那天我忍着浑身的疼痛接着干自己的活。当天我红遍了整个工地宿舍，“姚傻子”这个绰号瞬间传开。

在我家我是第二个被叫“姚傻子”这个绰号的，第一个是我亲大伯。他在“土改”的时候被分到安徽省亳县古城区当区委书记兼粮食站站长。 60年代正是粮食短缺的时候，但身为粮食站站长的大伯从没贪过公家一分钱。那时候冬天要比现在冷，我大伯弄了个面布袋洗干净晾干，准备叫我大妈缝双棉袜子穿。后来大伯又觉得这种做法不对，第二天天不亮他就把洗干净的面布袋给送了回去。于是，我大伯在整个古城区大洋庄成了人尽皆知的“姚傻子”。如果您到当地问姚贺臣，可能没一个知道的，您要是说，你们这里有个叫“姚傻子”的吗？当地大人小孩没有不知道的。

我结婚的时候，大伯给了我70块钱压腰钱。那天中午，我们爷儿俩在他公社办公的屋子里说着家常话。大伯虽然当着区委书记，但在他大侄子面前，从不摆架子，直接搬个小板凳原地一坐，或者往床上一躺一坐。他问我上学没上学、成绩怎么样等，然后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扛事呀，咱们穷，没有钱，这些都能忍。咱老姚家没动过别人一针一线，没落过骂名，将来不能走不正规的路！”那天我向大伯保证：将来日子再苦，我们全家也会笑着面对。日子难过，我们更要认真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