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全球对话主义

—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及其批判者

阅读提示：文化研究已经从它的国内阶段发展到现在的国际阶段，因而也相应地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换言之，国际文化研究应该有国际文化研究的理论纲领。本文以“文化帝国主义”论争为切入点，将文化研究分作两种模式，即“现代性”文化研究与“后现代性”文化研究，分别考察了它们的长处和短处，提出了超越这两种模式的第三种模式，即“全球性”文化研究模式，其灵魂是扬弃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哲学的“全球对话主义”哲学。

一、全球化作为一种新的哲学

学界正在认识到，全球化不仅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对象，它就在我们眼前，似乎伸手可及，而且也必须成为我们考察一切现象所由以出发的一个视点。这就是说，在全球化的诸类后果之中，还有一个日益明晰的哲学后果：全球化将作为一个超越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对立的新的哲学概念。它是现代性，也是后现代性，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就是这二者，以及这二者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

这一或许本应由哲学家来提炼的时代命题，现在却是由社会学家为我们暗示了出来的。在其《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之末章，吉登斯概括指出： “现代性的根本后果之一是全球化。它远不止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弥漫，其他文化由此而被摧毁；全球化不是一平衡发展的过程，它在粉碎，也在整合，它开启了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形式，其中‘他者’再一次地不存在了……从其全球化之趋势看，能说现代性特别地就是西方的吗？不能。它不可能如此，因为我们在此所谈论的，是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兴形式与全球性意识。 ”^a吉登斯没有否认全球化的现代性方面，即将西方制度向全世界推广的帝国主义计划，但他更倾向于看到这一帝国主义计划在实施过程中的失败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各民族和国家的相互依赖。与吉登斯不同，我们称此为全球化的“后现代性”维度，这也是他在别处所断言的，全球化将导致一个“失控的世界”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