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集中营不同，人群之国中的人群可都是自己坐车来到各种现场，参与集群的。尽管排队的人群可能对于排队和人群都感到愤愤不已，但事实上，他们之所以来到这里，就在于这里有人群，有漫长的队伍可以排。

不是马路上那种擦肩而过的人流，不是在学校在公司被命令所驱使奔向自己目标的穿梭人流，而是仅仅因为自己期望得到一点快乐而与其他人走到一起，因为各自身体中趋向了解和接近世界的倾向而构成的人群。这个自发形成但又有着共同目标的人群，便有了一定程度公共生活的意味了，尽管这种公共性依然是极其微弱的。他们在人群中感受到自己与他人是有某种联系的，在完成着某件大家在一起完成的事情，而这个事情又并非完全来自权力和集体的命令。这种出于个人的驱动而形成的群体，便有了让孤立的个人在他人身上照见自己人性面貌的机会。正是在这种与众多他人的互相照临中，人类的诸多公共性规则、人类的道德感和尊严感，才具有了客观可见的形式。

至此，我们可以回到最初的场景。那个百万级的人群之所以在五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块中出现，恰恰在于在这个地块之外，这一百万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公共的生活可以参与其中。正是由于公共生活的极度匮乏，造成了城市人群的极度膨胀，尽管城市本身的公共性已经是一种稀薄如汤的朦胧存在。按照真正具有公共理念的建筑大师尤纳·弗莱德曼的原则，对于城市而言，其所有、设计和建造权都应该归还到城市真正的主人——所有市民的手上。换言之，城市如果要真正呈现一种未来的理想城市的面貌，要解决当下人类的现实困境，那么所需要做的第一步，便是将整个城区交由市民来设计。

“向未来开放”的公共生活远没有来到各个城市的现场。因此，人群在被剥夺自己动手不断构建、拆除、再建自己城市的权利和可能性之后，他们在进入城市当局早已设定建成的商品房和卖场之前，所能做的只是长达数小时的等待。在等待中，他们的时间是被动无聊的。他们的生命亦就呈现出被动、无聊的形态。于是，他们的生命显得毫无价值。尽管隐隐约约被某种朦胧的公共生活所吸引，但人群整体上依然缺乏真正的、敞开的公共生活。人群的创造性和生产力被阉割之后，人便成了一种负价值，物反而高居于人之上。人在人群中积聚并经受短缺的焦虑。这便是这堆被称为中国人的人群的基本情景和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