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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往何处去》印度是一个极端、一种极致(4)

我们要往何处去:价值主义与人文关怀 作者:吴祚来


二、以神治国

佛教产生于印度,并成为向亚洲输出的主流价值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成为影响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一,不是偶然的。如同中国人过度依赖权力,印度人对权力是另一个极端,就是不相信或不依恃权力。

佛教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本是一位王子,一次外出机会使他看到了宫廷之外的生老病死世态真相,因此对宫廷里的荣华富贵与权力产生巨大的怀疑。中国的王子或欧洲的王子,可能会想到自己成为帝王之时,运用权力来改变别人命运,福祉于民,但印度思维与价值追求却迥异。他要放弃荣华与权位,要成为一位离家出走者,要通过启悟众生,使人们超脱利益世俗思维,而超出轮回,进入纯精神的极乐世界,并倡导众生平等,追求虚空超脱的价值。佛教因为感化了阿育王,而成为国教,并被推广到更广阔的地区。后来佛教因其他宗教力量侵入,而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佛教精义却与传统的印度教相融合,成为印度人主流价值追求。

宗教精神极大地弱化了印度人的权力意识,人们更安身立命于信仰,自在自为,而没有行使权力意志的内在动力。中国的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的最终目的,是要平天下的,用权力意志与行政力量,平定天下。但印度人修身,却是“空天下”,四大皆空,使天下空虚化,使权力与物质利益都失去价值追求的意义,而将涅槃看成价值,让心灵与超世价值相维系,而远离世俗欲念与利益。

印度是以神治国,中国以权(人)治国。在印度,宗教祠庙无处不在,人们难以在城市里修一处厕所,但修庙的精神与力量是无穷的,临街几平方米的地方,也会供一尊神像,或有人侍守,或有鲜花簇拥。我们基层行政组织有多少,他们的寺庙就有多少,但他们供养的神只消费一些鲜花,而其建筑也多是古代修建的,关键是,神不可能做坏事,而行政组织中的一些人却可能经不住诱惑,动用超人间的权力服务于自己、作恶于他人。中国的城市拆迁、农村征地乱象环生,究其原因,就是权力向民间社会无限扩张,以获取更大的利益。神治社会因此成本低廉,而又难以为恶,人们对神有敬畏有信仰,制约了人们的非道德欲望,社会也就更为平静和谐稳定。

没见过印度的执政党发文件、作号召、搞整风,当然他们更多的是利用现代传媒,为自己造势,获得民意支持率,以期获得更高的选票。选票是硬道理,获得选票,就有了政治权力,其实也就是可以找到一份有地位有收益的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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