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赶上普拉森西亚的比赛，赶上了埃希哈的。我一把稿子（我的笔名是埃罗伊西奥·阿克埃尔）送到邮局，就明白了：如果傻等结果，事情只能越来越糟糕。于是决定再寻找别的比赛，顺便完成圣西尼交办的任务。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只要进城去赫罗纳，就忙着搜寻过期报刊上的消息：有些报纸上，社会新闻旁边有个栏目，另外一些报纸设置在社会事件和体育版面之间，最严肃的报纸设在天气预报与讣告之间的位置上，没有一个栏目是在文化版上的。于是，我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杂志上发现：位于奖学金通告、文化交流项目、招工信息、研究生课程的夹缝里，有文学比赛的通告栏目：大部分要求是加泰罗尼亚地区使用加泰罗尼亚语的作品，少部分例外。很快，我有三项比赛在考虑之中，是我和圣西尼都可以参加的。为此，我给他写了一封信。

像之前一样，回信很快就来了。圣西尼的信很短。他回答了我的几个问题，多数与我刚刚买的那本短篇小说集有关系，还附带寄上了另外三个短篇小说比赛规则的复印件，其中一个是由国家铁路部门资助的，头等奖和十名入围奖是每人五万比塞塔，原文上说：不做自我介绍的人不能获奖，请好自为之。我回信说，眼下没有这么多短篇小说参赛（同时参加六个比赛）；然而，我打算碰碰别的话题，信的内容跑题了，我说起了旅行、失恋、沃尔什、贡提、弗朗西斯科·乌龙多，我向他打听赫尔曼（他肯定认识赫尔曼），简短地讲了一下我的人生经历，只要一跟阿根廷人说话，总要掺入探戈和迷宫，很多智利人往往如此。

圣西尼的复信准时而内容丰富，至少在创作和文学比赛方面如此。他在一张对折纸上两面都写，但只写一小块地方，展示关于省级文学奖的通常策略。他说，这是经验之谈。信的开头说，他敬奉这些文学奖（我始终不明白这“敬奉”二字出于什么，是认真的，还是玩笑？），奖金可以聊解无米之炊嘛。谈到赞助单位时（市政府和储蓄所），他说那是“相信文学的好人”，或者是些“纯粹但有点勉强的读者”。反之，对于那些“好人”的报道、对那些可以预料到（或者并非十分预料到）消费那些看不见的图书的读者报道，他不抱任何幻想。他坚持要我尽可能多参加有奖比赛，但是建议我：如果用一篇作品同时参加三个比赛（评奖日期恰好在同一时间）的话，安全起见，要变换参赛作品的名称。他以自己的小说《黎明时分》为例加以解释（这篇小说我没读过），他曾经把《黎明时分》用试验的方式投寄到几个文学比赛，如同用来做新疫苗试验反应的小白鼠一样。《黎明时分》在第一个比赛里（给钱最多），就叫《黎明时分》；在第二个比赛里，改名叫《高乔人》；在第三个里，改名叫《在另外一个潘帕草原上》；在最后一个比赛里，改名叫《无悔》。在第二个和最后一个比赛里，都获奖了。用两次的奖金，他支付了一个半月的房租，马德里的房租高入云端。当然了，没人知道《高乔人》和《无悔》是同一部作品，只是改了名字而已，但是被同一拨评委发现的危险总是存在的。评奖在西班牙是由一群从前晚会上获过奖的作家或者二流诗人始终不渝从事的事业。圣西尼在信上说，文坛除去荒唐可笑之外，还是可怕的。又说：即使连续遇到同一拨评委也算不上什么危险，因为这些评委们通常不看交上来的作品，或者翻翻表面上的几页，或者看到一半。他说，另外，谁知道《高乔人》和《无悔》是不是同一个故事呢，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标题。故事相似，甚至非常相似，可是名字不同啊。他在信的末尾强调说，最理想的是干点别的事情，比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生活和写作，对此，没有太多疑问，但现实就是现实啊，你总得挣碗菜豆吃吧（不知道在阿根廷是不是叫菜豆，在智利叫四季豆），眼下，出路就在于此啊。他说，这就好像在西班牙地理上散步。我马上要满六十岁了，可自我感觉像是二十五岁，这就是他在信的末尾或者是附言处的断言。起初，我觉得这番话像是非常悲伤的声明，但是等我读到第二或第三遍的时候，方才明白：他似乎是在问我：小子，你几岁啊？我记得，我立刻做了回答。我告诉他：我二十八岁，比他大三岁。那天早晨我好像恢复了（如果不能说幸福感）精力，好像被注入了一股活力，使得我的幽默感和记忆都复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