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克西里奥·莱科图雷，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文学系，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 年12 月。 

我是墨西哥诗歌之母。我认识所有的诗人，所有的诗人都认识我。我认识阿图罗· 贝拉诺的时候他才十六岁，还是个不会喝酒的羞怯男孩。我是乌拉圭蒙得维的亚人，可是有一天我却来到了墨西哥，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为了谁，怎么来，什么时候来的。1967 年，也许是1965 年或者1962 年，我到了墨西哥城联邦区。我记不清具体日期或者行程了，只知道我到了墨西哥，然后就再没有离开过。我到墨西哥时，莱昂· 费里佩（完全是个巨人，完全是一个性情中人）还活着，他是1968 年死的。我到墨西哥时，佩德罗· 加菲亚斯（多么了不起的人物，那么忧郁）还活着，1967 年佩德罗先生去世，这意味着我肯定是1967 年以前到墨西哥的。所以，不妨说我是1965 年到墨西哥的。我想应该是1965 年到的，但我也有可能弄错了，我每天都去见那些博学多才的西班牙人。我跟他们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以一个女诗人、英语陪同和永不疲倦地照料兄长的小妹妹的身份作着激情奉献。他们带着那种古怪的西班牙语口音跟我说话，这种口音老是绕着Z 和C 打转，把S 撇下，让它显得更加孤苦伶仃和放荡不羁：奥克西里奥，别在屋里瞎忙了，奥克西里奥，别管那些稿纸了，女人。尘土与文学从来都是携手而逝的。我告诉他们：佩德罗先生，莱昂（有意思吧！我称呼年纪更大些的、身体更虚弱的那位“你”，而那个年轻些的有点让我畏怯，我不敢漏掉“您”这个字！）这个我来干好了，你做自己的事，只顾写好了，放松，就当我是个隐形女人。他们会大笑。或许只是莱昂· 费里佩在笑，不过说实话，你永远搞不清他是在大笑还是清嗓子或者诅咒呢，佩德罗先生不会笑（佩德里托· 加菲亚斯，这是一个多么忧伤的人啊）他不会笑，只是用日落时分的湖水般的眼睛望着我，那种藏在山间、无人光临的湖水，那种忧伤平静的湖水，静谧得仿佛超凡脱俗，他喜欢说别麻烦你了，奥克西里奥，或者谢谢你，奥克西里奥。顶多如此。多么可爱的一个人啊。所以，我说了，我经常去看他们，真心诚意，从不爽约，从不带着自己的诗去打扰他们或者有所企求，不过我也有其他事情做。我工作。我尝试着工作。因为在墨西哥城生活很容易，如人人都知道或者以为自己知道或者想像的那样，可是只有当你有钱或者奖学金或者工作时生活才会容易，而我一无所有。通往最明净的地区的旅程耗掉我的许多东西，包括从事什么古老工作的精力。所以我只好还在大学里兜圈子，特别是文学系，干些或许可以称之为自愿服务的工作：某一天我可能帮加西亚· 里斯卡诺教授录入手稿，另一天我又可能在法文系翻译些法语文章，再过一天我又像个纠缠者般粘在一伙拍戏的人中。我会花八个小时观看彩排，绝不夸张，弄三明治吃，在镜头前试试手。有时我会拿到一份有偿的活儿干干：某个教授可能会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钱付给我，让我担任比如助手什么的工作，有时文学系的头儿们会亲自安排或者让系里的教师雇我两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干些散活儿，大多是子虚乌有的东西，有时秘书们（多么好的女孩子啊）会让她们的老板给我些小活儿，这样我就可以挣几个比索。这是白天的工作。到了晚上，我就跟朋友们过起放荡不羁的文化人生活，这种生活非常容易得手而且实际上也很方便，因为那时我没有几个钱，有时甚至都拿不出足够的钱租间带家具的屋子。不过通常我总能租得到。我不想往坏里夸张。我有钱可以生活下去。我很开心。白天我就生活在系里，像一只小蚂蚁，或者更像一只蝉，从这间小屋窜到另一间，听到的全是流言蜚语，全是骗人的和离婚的话，全是什么计划和项目，到了晚上，我就展开翅膀，变成一只蝙蝠，我离开文学系，像个小鬼似的在联邦区漫游（我更愿意说像个仙女，可这并不真实）、喝酒、聊天、参加各种文学聚会（我熟悉各种团体）、忠告跟我走得近的年轻诗人，尽管后来他们不怎么频频找我了，而且，长话短说，我生活在自己的时间中，我生活在自己选择的时间中，它围着我，颤抖着，流动着，荡漾着，让我开心。后来我就撞上了1968 年。或者1968 年撞上了我。现在我可以说当时就感觉到了它的来临，在酒吧，在1968 年2 月或者3 月，我已经嗅到了它的气味，可是1968 年以前其实已经变成了1968 年。噢，想起这个来我就想笑。让我想哭！我哭了吗？我看到了一切，同时又什么也没看到。这样讲有什么意义？军方破坏了大学的自治，窜进校园随便逮捕、杀人时我就在系里。没有。大学没有死多少人。特莱特洛尔科死的人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