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常将文化分成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还有许多评论者一致认为，高雅文化为美国制造了可观的软实力。比如，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曾经说：“各国的未来领导人在美国接受教育，并从此结下友谊。对于美国来说，这是无可匹敌的，是最有价值的财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子怀着对美式价值观和制度的满心赞许学成归国。正如一家国际教育机构在其报告中所言：“成千上万曾经留学美国的人，会一直对美国怀有善意。”许多留学生后来身居要职，而且有能力在攸关美国利益的政策上施加影响。美国著名外交家、作家乔治·凯南在政治力量对比方面是个传统的现实主义者，但他认为“文化接触”非常重要，它是“一种打消世界舆论对美国的负面印象的方法”。凯南说，“如果单凭文化接触就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么他“愿意为此放弃所有的政治宣传储备”。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也赞成“找出上千种而非一种方法，使人们逐渐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冷战期间，高雅文化领域的接触和交流确实为美国制造了软实力。美国的剧团、博物馆、歌剧团等大量非政府机构纷纷赴苏联演出。一名苏联音乐家说，自己曾被灌输认为西方世界是颓废堕落的，可是来自波士顿、费城、纽约、克利夫兰、洛杉矶的这些知名交响乐团年复一年地来演出，不禁令他疑惑：“堕落腐朽的西方怎么会有这么出色的乐队呢？”

学术和科学交流也为增强美国的软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美国有些怀疑论者曾经担心，来访的苏联科学家和克格勃间谍会“背地里窃取机密”，但他们忽略了一点：这些人在获取科学秘密的同时，也荡涤了他们原有的政治思想。其中的许多科学家后来成了苏联国内人权和自由化的倡议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福特基金会、美国人文学会理事会、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与110 所美国高校合作开展了学生和教师的交流项目。尽管苏联政府对人员交流的范围加以种种限制，但1958~1988 年间还是有大约5万名苏联作家、记者、官员、音乐家、舞蹈家、运动员和学者参与了这个项目。赴苏联交流的美国人数量更多。

20 世纪50 年代，美苏两国分别仅有四五十名大学生参与了交流项目。但从长远来看，即便数量这么少，这些人也足以对当今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文化交流影响的是精英人群，对这部分人而言，一两次关键的接触就可能产生重要的政治效果。例如，亚历山德拉·雅科夫列夫1958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深造期间曾经深受政治学者戴维·杜鲁门的影响。雅科夫列夫后来成为苏联重要机构的首脑、政治局成员。他在自由化问题上对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施加了重要影响。当年的赴美留学生奥列格·卡卢金日后成为克格勃高官。1997 年，身在美国的卡卢金在回首往事的时候说道：“对苏联而言，这些交换项目就像特洛伊木马。它们在侵蚀苏联的制度系统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些年来，它们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精英之间的文化接触产生吸引力和软实力，它们为美国实现政策目标做出了重要贡献。

探寻高层文化接触的政治效果还不算太难，相比之下，要证明流行文化对于政治的重要性就困难多了。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早在19 世纪就指出，民主国家对工匠及其产品不会有阶级或协会方面的限制。大众口味决定流行。资本主义经济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寻求广大的市场，受众在文化上的共性微乎其微。有些人认为，美国流行文化靠纯粹的市场力量和享乐来诱惑人。许多知识界人士和批评家对流行文化嗤之以鼻，因为它带有赤裸裸的商业主义。他们认为流行文化提供的是大众娱乐而非信息，因此几乎不会产生任何政治影响。在他们眼里，流行文化对大众而言是麻醉剂、政治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