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4月，我和哈佛大学的同事肯·加尔布雷思及其当·斯密的专题讨论会。我的评论就从我与肯的第一次见面开始。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还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当时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左派，我深信在解决任何社会问题的适当措施中都应该包括某些形式的政府干预。因此，加尔布雷思很自然地成为我的崇拜偶像。1964年他为支持林登·约翰逊竞选总统到我们学校讲演，这使我无比兴奋。坦白地说，我现在已不能回忆出当时演讲的具体细节，但我仍能记得那次演讲令我很失望，特别是加尔布雷思关于“大政府”的论证始终不能令人信服。这次演讲无疑使我开始思考是否应该进行政府干预，并且我开始认识到市场调节的伟大作用。

30多年以后，当我与加尔布雷思谈起那场演讲时，他的反应竟出乎我的意料——他为那场拙劣的演讲向我道歉。他说约翰逊发动了越南战争因而受到自由主义者的强烈谴责，因此他很后悔支持约翰逊竞选总统。如果我是他，最令我遗憾的将会是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但是不知为什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讨论期间我冒出了这样的预言：如果重新举行1964年的总统大选，肯和我都会投保守主义者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一票。但是加尔布雷思有力地驳斥了我的观点，而且听众们也都支持他的看法。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是美国政策受左翼思想影响最深的时期。从约翰逊执政开始我们就有了诸如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公共住宅、食品券和教育资助之类的社会福利项目；尼克松执政后，我们又有了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OSHA）、环保局（EPA）、《濒危物种法案》（Endangered Species Act），而且社会保障受益范围急剧扩大；政府还进行了价格管制，并制定了每小时55英里的驾驶时速。然而，这些政府行为都是不合理的，因此我认为比起“水门事件”来，尼克松更应当因其失误的经济政策而受到弹劾。

政府只有不断地干预经济以消除经济周期、刺激长期经济增长，才能出现经济繁荣的局面，这是宏观经济领域中普遍被人接受的真理。我们知道，中央计划和社会主义的相关政策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而备受称赞，在一些非洲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如此。

如今，经济形势已经发生很大的改变，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已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这些国家正在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其中一部分国家取得了成功。目前人们一致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必须培育市场体系，保护产权，进行法治。这个真理不是从意识形态中得出的，而是从真实的数据中得出的。1960年以来，100多个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保持良好的法制环境、大力提高国内及国际市场的开放度、减少非生产性的政府支出，都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投资增加。教育和健康的投资、低出生率和低通货膨胀率也有利于经济增长。事实上，世界经济正在市场调节和中央计划之间进行选择，而且现在是市场调节——也就是亚当·斯密——赢了。